鸟夷，最早见于《禹贡》“九州篇”，其“冀州”条下载：“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1〕千百年来，对鸟夷地望的考证有很多种，较有代表性的有：《集解》云：“郑玄曰鸟夷，东方之民”，泛指东方边远地带的居族；清代大学者胡渭则以今日本、朝鲜等地当之〔2〕；郭沫若先生认为鸟夷在今渤海湾西岸一带〔3〕。其中尤以郭老的意见影响最大。看各家对鸟夷的考证，都是主要以历史文献为基础进行的，随着近年来考古学在我国的深入开展，对文献考证、特别是对古地望的考证所得出的结论，要运用考古学来验证已是必由之路。我们认为，以现有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对文献记载的鸟夷进行考古学探索，是能够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的。
    一
    统观《禹贡》“九州篇”的编撰体例，结合其它文献资料，我们对鸟夷的记载可有如下两点基本认识：
    1、鸟夷与碣石有密切关系，碣石是鸟夷入贡的海上标帜。 宋代以前，各家对“冀州”条下的这段鸟夷与碣石的记载做了不确切的解释，至宋代学者周希圣始云：“九州之末皆载其达于帝都之道，盖天子之都必求其舟楫之所至，使夫诸侯之朝贡，商贾之贸易，虽其地甚远，而其输甚易”〔4〕，道出九州之末“达于河”、“入于河”的句子， 实际上是各地以黄河为主干道入贡天子的贡道，这一观点遂为后世学者所遵承。刘起釪先生则更精辟地指出：“《禹贡》以贡名篇，在记了各州地理情况之后，要各州以特产入贡天子，必以贡道作结，就是其全篇用意所在”〔5〕，这一观点已成为现在史学界的普遍看法。
    明确了这一点，碣石为鸟夷贡道上的标识已昭然。“九州篇”在叙述了各州的“厥土”、“厥田”、“厥赋”、“厥贡”之后，对各州的“厥贡”者也作了明确规定，除兖州、荆州因脱简不详外，其余冀州有鸟夷，青州有嵎夷、莱夷，徐州有淮夷，扬州有岛夷， 梁州有和夷，雍州有西戎，极其分明，各有贡物。可以说，记下各州的“厥贡”者以明身份，也是编撰《禹贡》的重要用意。至此，鸟夷要入贡“皮服”等物已明。但同时，《禹贡》在叙九州贡道时对各州到达黄河的描述却做了不同的文字处理。除冀州外的其余八州，都是“浮于”各河流而“达于河”，没载明“达于河”的也可通过邻州贡道“最后还是达于河”〔6〕，显然，沿各河流“达于河”是通过陆上的水路实现的。 唯独冀州为“夹右碣石入于河”，用的是“入”，而非“达”，显然鸟夷是进入黄河入海口，而又无它州所“浮”的河流，显然是从海路进入黄河入海口的。而要在浩淼的海上航行，没有显明的航行标记是不能顺利“入于河”的。《说文》说：“碣，特立之石，东海有碣石山”，伪《孔传》也云：“碣石，海畔之山也”，可见，位于海边的“特立之石”碣石，正可起到航标的作用，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言：“碣石，山名。……因为这山石如圆柱，又实立在河口，可作为航行标帜”〔7〕。 唯顾先生谓碣石立于黄河入海口是笔者不敢苟同的。
    2、碣石必在黄河入海口以北，但鸟夷并不一定就在碣石附近。 关于“夹右碣石入于河”一句，自汉至唐宋的注疏家有不同解释，并因此产生了碣石所在的多种说法。我们认为，“夹右”非地名，“右”即指碣石的方位，北宋大诗人苏轼对此句曾说：“夹，挟也，自海入河，逆河而西，右顾碣石，如在挟掖也”〔8〕， 指明鸟夷在“入于河”的途中碣石在其右，这是极有道理的。碣石既在贡道右边，那么鸟夷一定是循海岸向南行；若是向北航行，则碣石势必在其左，这显然与“夹右碣石”不符。而向南航行是为了“入于河”，所以，碣石必在黄河入海口以北。关于古黄河下游河道，在《禹贡》“导水篇”中同样有记载，“（河水）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 同为逆河入于海”，韩嘉谷先生据此并引大量地质、考古资料证明夏商乃至更早的尧舜时期，黄河入海口在今天津附近〔9〕。 而今天津一带为海积平原，很少出露基岩，绝无可当作航标的山石。而在天津以北的冀东一带却有山地存在，《禹贡》“导山篇”也载明：“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正是燕山山脉向东延伸至渤海之滨的余脉。谭其骧、高洪章等先生根据大量文献资料和多年实地踏察结果，已证明碣石即是今河北省昌黎县境的碣石山〔10〕（图一），笔者同意这一观点（下详）。
    图一 龙山时代环渤海沿岸的东夷（以鸟夷为主）分布图
    但证明了碣石在今黄河入海口以北的碣石山，并不能说明鸟夷就在碣石附近。“冀州”条下的这段记载仅仅说明碣石是鸟夷贡道上的标识，并没指明鸟夷就在碣石附近，相反，鸟夷既是循海岸航行而来，已暗示鸟夷可能是从很远的海上来的。我们也注意到郭老将鸟夷考定在今渤海湾西岸正当黄河入海口一带的观点，实际上，鸟夷若真在这里，那自然会就近进入黄河，大可不必要远到河口以北寻找航标然后再向南航行“入于河”，碣石作为航行标识的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因此，鸟夷必不在黄河口一带。至于鸟夷的确切位置在何处，它是否一定就在碣石以北，这还要从分析《禹贡》“九州篇”的写作时代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