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家村类型龙山文化与庙岛群岛的龙山文化有较多的共性，如老铁山积石墓M1（6）室Ⅱ式罐与大口遗址T1④∶2、T3④∶4、M21∶6 Ⅰ式罐及北村遗址乳丁纹罐形制完全相同，前者M1（6）室豆与大口 M16∶2Ⅱ式豆形制相同，前者M1（3）室Ⅳ式杯与大口T2④∶65小杯形制相同，前者M1（6）室盆及郭家村遗址Ⅰ T2②∶31盆与店子及后沟遗址大平底盆形制相同，老铁山Ⅱ式单耳杯与店子单把杯形制相同，郭家村遗址ⅡT8②∶39Ⅱ式敛口瓮与大口T1④∶11瓮形制相同，前者Ⅰ T1H4∶27I式折沿瓮与后沟瓮（原报告称鼎）形制相同，四平山积石墓出有与大口遗址形制相同的单耳三足杯，在老铁山、郭家村、四平山等遗址都出土了袋足鬶，老铁山、郭家村、上马石、三堂村、单砣子等遗址与北村遗址一样都出有环足盘；同时，北村遗址出土的筒形罐与郭家村I T6②∶14Ⅲ式筒形罐形制相同，北村还出有郭家村类型很盛行的网纹陶片（图三）。如此等等，都表明当时庙岛群岛与辽东半岛的文化交往是很频繁的，而从此时山东龙山文化的社会背景看，在这文化交往的背后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直接往来迁移也是无可置疑的。
    更重要的是，庙岛群岛与辽东半岛的龙山文化与远在渤海西岸的唐山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存也有着极多相似之处。如韩家街遗址出土的竹节纹豆与上述老铁山、大口遗址豆形制完全相同，前者的单耳杯与上述老铁山、店子遗址单耳杯形制相同；唐山大城山T1∶12盆与郭家村遗址ⅡT5F1∶12Ⅱ式盆形制相同，前者T8②∶254 横鼻黑陶罐与后沟遗址罐形制相同，前者T4②∶97侈唇罐与店子遗址侈口罐形制相同，前者T4①∶86灰陶杯与后沟遗址直筒杯形制相同，前者T9②∶317厚壁碗，T4 ②∶145灰陶盂与老铁山Ⅰ式杯，上马石ⅣF1∶9杯形制相同， 前者T8 ⑧∶261豆与郭家村ⅡT8②∶42豆形制相同，前者T9②∶319豆（座）与郭家村ⅠT5②∶10、上采∶59Ⅳ式豆（座）形制相同，前者T8②∶212 黑陶杯在老铁山、店子遗址均有出土，前者T10∶346盘与郭家村ⅠTⅣ3②∶26Ⅱ式盘形制相同，前者T3②∶77豆与上马石T5④∶45Ⅰ式豆形制相同，唯前者器壁较厚，前者T9②∶269、T9②∶321黑陶罐（原报告称盂）在老铁山、郭家村、蛎岗、于家村等遗址均有出土，前者T8②∶250折腹碗与郭家村ⅠT1②∶28Ⅴ式盂及于家村T3③∶17 Ⅰ式钵形制相似；滦南东店庄遗址陶盆与上马石ⅠT6③∶48Ⅱ式碗及T5④∶45Ⅰ式豆形制相同，前者陶豆与小珠山T3②∶26Ⅱ式豆形制相同（图四）。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唐山地区的这几处遗址与鲁北地区的城子崖类型龙山文化之间的相似之处，但这远没有它同渤海海峡一带龙山文化的共性显著。
    有鉴于以上几点，既然山东龙山文化不仅从内陆扩张到了庙岛群岛，而且还以此为“文化陆桥”继续向北占据了辽东半岛南端，并且足以在那里确立一新的地方类型郭家村类型，更重要的是庙岛群岛与辽东半岛的龙山文化与唐山地区的龙山文化面貌极为相似，所以，我们认为：庙岛群岛与辽东半岛上的龙山文化居民，即为“九州篇”中记载的岛夷，正是分布于这两地的岛夷从海上来到了唐山地区的碣石山下，并在那里留下了自己的文化遗存，然后循海岸南行，“夹右碣石入于河”。其实，鸟夷位于渤海海峡一带并不是笔者的创见，邵望平先生即认为鸟夷“当处于龙山文化圈内的渤海湾内”，即渤海海峡的庙岛群岛〔32〕，严文明先生也认为鸟夷位于辽东半岛〔33〕，两位先生的观点无疑给笔者以很大启发。
    四
    显然，能够证明分布于庙岛群岛、辽东半岛的鸟夷是如何从海上到达与之隔海相望的渤海西岸，并“夹右碣石入于河”的，也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之一。我们认为，鸟夷是直接横渡渤海湾来到唐山地区的，现将理由归纳为三条，阐述如下：
    1、鸟夷已有非常发达的海上交通。如前所述， 庙岛群岛与辽东半岛在龙山文化时期海上交通已非常频繁，并且根据这两地有关龙山文化遗址的分布格局已有迹象显示，这时已形成两条主要航线，一条由庙岛群岛北上辽东半岛南端，然后沿海岸东北行作为它的延伸；一条则由庙岛群岛直达长山列岛。从长岛县北庄及郭家村下层和小珠山中层等遗址发现的大量具有大汶口文化特征陶器〔34〕可知，这两条航线或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确立，并一直稳固到龙山文化乃至岳石文化时期。
    辽东半岛的新石器遗址中发现的陶舟形器格外引人注目，如郭家村遗址出土1件，吴家村遗址出土了1件，东沟县后洼遗址出土了5 件〔35〕（图五），数量如此之多而且发现如此集中，这在我国沿海地带是不多见的，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鸟夷海上交通的发达程度，表明这时的主要海上交通工具是独木舟。
    2、鸟夷已能在渤海和黄海的深海海域进行航行活动。 郭家村遗址出土了大量鱼骨和各种贝、螺类软体动物的双壳，它们大都是海产的，“无疑是在海中捕捞的”〔36〕，说明当时的捕鱼业已有相当规模。尤其是该遗址上层发现的一段鲸鱼颈椎骨，“无疑属须鲸类，这类鲸在我国主要分布在黄海北部和渤海湾附近”〔37〕，据鉴定者“估计可能是被海水冲到海滩上，后经人工搬运到遗址的”〔38〕，我们认为既然该遗址中同时还出土了大量各种形状的大型石网坠，有的重竟达2公斤，“说明是在海中可捕捞到较大的鱼”〔39〕的，那么根据这段鲸骨说鸟夷已能深入到渤海或黄海的深水海域航行恐非无稽之谈。
    不唯如此，在郭家村遗址下层乃至山东半岛内陆的栖霞县杨家圈遗址〔40〕都发现了海岱地区极少见的鼎式甗，但“此类器在浙北地区屡见不鲜”〔41〕；1982年在庙岛群岛大竹山岛附近海域打捞上一件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三层出土形制相近的陶釜〔42〕；四平山积石墓的袋足鬶与广东珠江口一带石峡文化的袋足鬶也很相近〔43〕，这些都证明当时鸟夷与东南沿海已有相当的远洋航海能力。
    3、渤海湾内黄海暖流的存在。从现在的黄、 渤海海域分布着以黄海暖流和黄海沿岸流为主的环流系统〔44〕，黄海暖流（即进入黄海后的黑潮）向西穿过渤海海峡进入渤海后，其主干可直接涌到唐山沿海，然后分为两支：一支折向南汇入黄海沿岸流东去，另一支则沿辽西海岸进入辽东湾（图一）。在暖湿的中全新世大西洋期，我国沿海普遍发生海侵，海域面积空前扩大〔45〕，黄海暖流的规模也更强大。我们认为，在史前以独木舟为海上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海流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在国外，已经有人将海流纳入远古海上文化交流的研究当中〔46〕。生活于渤海海峡一带的鸟夷已具有发达的海上交通和较强的远航能力，他们通过长期海上作业，很有可能会认识到黄海暖流的这种流向特点，他们乘坐独木舟，借助黄海暖流主干的强大动力，便可容易地到达对岸的唐山地区。海上航行虽比陆路交通险恶，但可省去许多自然及人为阻碍，而且以渤海海峡直航唐山地区比沿辽东湾海岸逆流航行到唐山地区要减少一半多的路程。
    基于上述三条，我们认为，鸟夷是直接横渡渤海湾到达唐山地区的。据研究，在龙山文化时期，整个渤海沿岸的海岸线较今要向内陆推进数十百公里，在唐山地区，海岸线在沿今滦河口--乐亭--天津宁河--天津西郊一线〔47〕（图一），在低洼平坦的滦河三角洲上，海水的影响范围可一直抵达今昌黎县境。碣石所在的今昌黎碣石山，是由大小近百座山峰组成的，方圆数十里，跨昌黎、卢龙、抚宁三界境，其主峰仙台顶（俗称娘娘顶）海拔695米， 恰为控扼渤海沿岸海陆交通要冲的大山。鸟夷在横渡渤海湾来到唐山外海域时，从海上老远就可看到群山绵延数十里的碣石，正可起到航行标识的作用，甚至“一直到今天，昌黎、乐亭、滦南一带的渔民出海二三百里捕鱼，还常以碣石山为航海标准”〔48〕。鸟夷来到碣石脚下，知道离黄河贡道不远了，于是“夹右碣石”循海岸南行“入于河”。
    对唐山地区的山东龙山文化遗存，我们认为是鸟夷经过海上航行上岸补充给养滞留于此留下的，从大城山、东店庄遗址发现的晚于龙山文化的遗存可知，滞留下来的鸟夷曾长期在此生活，并接受了当地土著文化传统的某些因素。至于为什么鸟夷属于东夷文化系统而不象同属东夷集团的嵎夷、莱夷、 淮夷那样载于恰当山东龙山文化分布范围的青徐二州条下，我们觉得邵望平先生的解释比较合理，“因其入贡取道‘冀州’，故附于‘冀州’章下”〔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