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世纪前后敦煌姑臧的粟特人聚落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粟特人的出现是由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其自身的民族性格决定的。粟特（主要指锡尔河流域以撒马儿罕为中心的地区）地处中亚中部，其地北邻游牧部落，南通印度，西通波斯、罗马，东连中国，自古便是东西方交通要道所在。在长年干旱少雨的沙漠地区，锡尔河为粟特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绿洲生活，但这并不能保证粟特人长久地过上丰衣足食的农耕生活，随着绿洲上人口的增加，水量、耕地愈发有限，绿洲最初所提供的保护开始变成一种障碍，只有“当地居民依靠与其它绿洲或其它生产地区的交往才能突破这个难关。因此，我们应该说克服了沙漠的艰难险阻的商队的发展是极其自然的⑧。粟特人借助于其所处的得天独厚的交通枢纽的位置，由绿洲生活走向商业贸易的活动，实际上是一种生存的需要，在这种需要下，他们足迹遍东西，乘驼马、渡流沙，成为“亚洲内陆的腓尼基人”。
    从另一方面来讲，这种行商贸易的出现，亦是由其社会性质决定的。我们知道，自古以来粟特地区便是小国林立，各自为政，是一个以宗主国康国为中心的城邦式的联合体。《新唐书·康国传》载：“其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导、曰成地、曰史，世渭九姓。”各小国以首都为中心有其自己的国王和政府，并享有行政、外交和贸易的自主权。这种分散局面导致了粟特地区一直臣服于其周边强国大国，在中亚的发展史上，先后成为阿契美尼王朝、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国、康居、贵霜、哒、突厥等国的属国或公国。
    但是商业意识极强的粟特人在这些强国面前并不是失去自由，沦为奴隶，而是借助于他们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从事更广泛的贸易活动。《汉书·西域传》卷六十六载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并贡献，都护郭舜因上言：“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这种遣子入侍、诈辞为好的做法与其属国粟特人的主意分不开。哒统治期间的贸易活动也通常由粟特人去进行。他们往往充任哒的使者出使贸易。《梁职贡国》滑国使臣图题记载，普通元年（520年）哒“王妻口口亦遗使康符真，同贡物”，这里的康符真显然为粟特人⑨。由此可见，粟特人以其善商贾的性格与其外族统治者和平相处，他们一面借助于外族国家的名义，以朝贡为名，来华进行贸易；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组织商团往来于丝绸之路，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活动。“粟特语古信札”就反映了粟特队商在华的贸易情况。
    从古信札中可以看出，当时在华从事贸易的粟特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组织，或者说，已经出现了粟特人的聚落。近年哈尔玛达对第二封信重新释读，帮助我们对此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如信中所言（括号内数字为原简行数）⑩：
    （23）我们自敦煌（Srw'n）去金城（kmzym），销售大麻织品、毛毡（毯）。又如：
    （27）在金城至敦煌的商业信用，
    （28）尽可能地长久维持。再如：
    （57）我复派范拉兹玛（Vanrazmay）去敦煌（Swr'n）
    （58）取32袋麝香
    现试依据古信札内容分析敦煌与姑臧等地的情况。
    ①敦煌
    粟特古信札出现于四世纪初的敦煌，决不是偶然的。公元301年（晋惠帝永宁元年）张轨为凉州刺史，张氏世据凉州，崇尚佛教，敦煌地接西域，多有塔寺。303年，索靖卒，索靖生前曾于莫高窟壁题仙岩寺。从莫高窟已经建寺说明此地之丝路贸易已有相当的繁荣，因此才可能提供建寺及修塔的财力（11）。根据古信札可知，四世纪前后，粟特人在姑臧、敦煌、金城等地已设有办事处，向内地派往人员进行贸易活动。我们知道，粟特人从事的贸易并不是临时性、短距离的贩卖，而是跨越东西、贯穿整个丝绸之路的远程贸易。由于路途遥远，自然环境极为恶劣，加之沿途强盗或游牧部落经常性的掠夺袭击，以及当地居民的欺骗，如《三国志·仓慈传》记载：“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之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这就使得来华贸易的粟特人不仅要结队而来，而且要在沿途重要地区设置据点，建立自卫组织，以保证生命财产的安全。
    西晋末，即古信札书写时间312年至313年间，粟特人在河西走廊已经有了相当深厚的基础，甚至在八年前就已派沙拉（Suyray）和法尔纳扎布（Farnazaa）去中国内地（第32行），这显然与三国时曹魏再通西域，仓慈善待贾胡的政策有关，其时“欲指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12）。因而，在敦煌和姑臧等控扼东西交通的要塞之地，很早就有粟特人居住了。
    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粟特人在敦煌聚落的最早时间（亨宁认为早在纸张发明以前粟特人就已在敦煌居住了（13）。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仓慈善待胡贾之前，敦煌就有西域胡人过往和居住了，而这其中最主要的便是粟特商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