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蜀党争中之朔党
    经辨析，洛蜀二党皆只有寥寥一二人，甚至很难称之为党派。即使此数人大打出手，也不会对政局产生太大的影响，何况程颐、苏轼很少参予对对方的攻击。那么，洛蜀党争何以在元祐年间被时时提及，似乎其左右了政局的稳定和发展呢？这就必须分析朔党之作为了。
    朔党乃是以司马光门下为骨干的官僚集团。他们都是老辣的政坛官僚，精通争权夺利术。元祐年间，皆身据要职。洛蜀党争之所以如此沸沸扬扬，与他们故意宣扬、精心利用有关。苏轼分析自己为众矢之的原因说："臣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致使台谏，例为怨仇。……（司马）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实以为未便，不免力争。而台谏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进用。及光既殁，则妄意陛下以为主光之言，结党横身，以排异议，有言不便，约共攻之。"[27]元祐初，新党各据要津，旧党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苏轼与司马光争论役法，短暂的蜜月即告结束。从此，苏轼便成为朔党政治上的障碍。
    苏轼有三点最令朔党诸公坐立不安。第一，以人品、文章名世，有很高的声誉；第二，深得太皇太后依赖，屡攻不去；第三，为官正直，无官场相容苟且之习。所以，他们最怕用苏轼为相。刘延世《孙公谈圃》卷上载："子瞻以温公论荐，帘眷甚厚，议者谓不日为执政矣。公（孙升）力言：'苏轼为翰林学士，其任已极，不可以加。如用文章为执政，则国朝赵普、王旦、韩琦，未尝以文称。'"[28]洛蜀之争起，朱光庭首攻苏轼不去，朔党诸公急起响应。傅尧俞廷争时，竟厉声喝道："太皇太后主张苏轼则甚，又不是太皇太后亲戚也。"（《长编》第9570页）恼羞成怒，有如市井。而后，贾易攻苏成狂。他们又努力维护。如元祐二年十一月，刘挚等人共同上疏，为朱光庭辩解，且多袒护程颐、贾易（《长编》第9894～9896页）；元祐五年六月，孙升为贾易辩护，称其"公忠亮直，正色敢言，向为司谏日，以直言被责，名闻天下"（《长编》第10655页）；元祐六年八月，王岩叟说："贾易除御史日，中外翕然称当。……今罢去，士论甚以为惜。"（《长编》第11074页）元祐年间每次纷争，最为活跃和多次得利的就是朔党诸公。为满足私利，他们甚至不惜将杨畏之类反复小人引入言路，终至引火焚身。由于朔党对与苏轼相仇的言官皆持保护、怂恿态度，这些人自然向朔党靠拢，所以，人们常常将其与朔党混为一谈。元祐六年十月，郑雍疏论刘挚结党营私，罗列挚党三十人（《长编》第11152页），攻苏者绝大部分在内。《古今纪要》之朔党名单，即转录于此。
    朔党诸公除直接参予对苏轼的围攻外，往往还以置身事外的第三者身份，做出公正姿态，洛蜀各打五十大板。他们处处突出洛蜀矛盾，力图将种种纷争皆归于此。因为程颐已被罢黜，朔党之公正实际上只指向苏轼一人。王觌说："颐、轼自擢用以来，皆累有台谏官论列。若使二人者言行全无玷阙，亦安得致人言如此之多也？近日既察颐而逐之，惟轼尚存，公议未允。"（《长编》第9867页）贾易攻苏被贬，刘挚又极力要求"两罢之"。苏轼为人光明磊落，政敌除以文字诬陷外，只有紧紧抓住党争这根稻草。朱光庭、贾易等等，更多的时候是被利用、操纵，是朔党手中的几张牌。朔党力求保持言路对苏轼的不断围攻趋势，使苏轼疲于奔命，无暇它顾。甚至逼迫其对朝廷产生惧怕厌倦心理，自动求去。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元祐四年以后，苏轼大都在外辗转度过。只要一回朝廷，新的诽谤攻击便汹涌而来。
    朔党诸公，权欲极重。魁首刘挚窥伺相位已久。为达目的，他"与同列议论，多泄其语，与言事官相表里。范纯仁好用亲戚，挚不与之争，泄其语于言事官，使攻之。"（《长编》第10390页）把持朝政后，为稳固权势，刘挚甚至联络势不两立的新党，企图将之收归己用。打洛朔党争牌，也是他们的政治权术之一。
    朔党与程颐的关系也很发人深思。由于政坛的格局形势，双方比较亲近。朔党也故意将程颐的罢黜，完全归咎于蜀党，以夸大、加深洛蜀矛盾。李焘云："岩叟云颐竟为蜀党排挤，盖非平实语。"（《长编》第11240页）就否定了朔党的议论。其实，逼迫程颐，朔党亦有力焉。元祐初司马光荐程颐，刘挚深恐威胁到自己的权势，坚决反对。他以颐"岂徒欲以声名自售"的堂皇借口，要求"依颐所乞，成就其节"。后又以颐"所建请数事"，"非所宜言者，众传以为笑"，要求"依颐辞免"。（均见《长编》第9032页）企图将程颐排除出局。当认识到苏轼是他们的最大威胁时，便转而维护程颐。但是，程颐的迂腐、疏阔、固执，常常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令朔党诸公难以把持而陷于尴尬。一次，皇帝因病不能听讲，程颐最先得到消息，便责问宰相吕公著曰："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且上疾而宰相不知，可为寒心。"（《长编》第9831页）此事惹怒太皇太后和诸执政，顾临、胡宗愈首先发难，刘挚、刘安世等朔党骨干也加入围攻。千夫所指，程颐终于被黜。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朔党诸公的拿手好戏。他们深谙官场，工于心计仯一位率直无私的天真文人和一位迂腐疏阔的固执道学家，在朝廷中怎能是他们的对手？最后，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元祐年间绵延不断的党争，仿佛是一场慢性自杀，逐渐破坏了统治结构的稳定。元祐大臣之间的相互攻击，也为绍圣党人打击他们准备了充分的黑材料。元祐执政喜用阿谀奉承、无个人操守的小人，又为绍圣党人的全面反扑提供了开路急先锋。一场大政治风波随即降临。北宋就是在这样不断的政局大动荡和交错复杂的频繁党争内耗中，消尽气力，奄奄一息，终于被金人所灭。"始以党败人，终以党败国"[29]，史官之言，击中肯綮。
    注释：
    [1][2]《宋史纪事本末·洛蜀党议》。
    [3]《试馆职策问》。
    [4]《宋史·吕陶传》。
    [5][22][27]《乞郡劄子》
    [6][7][12]河南程氏遗书》第1、第24。
    [8][9]《扬雄论》。
    [10][13]《朱子语类》卷101、121。
    [11][16][17]《朱子语类》卷130。
    [14][15]《宋元学案补遗·苏氏蜀学略补遗》。
    [18]《再乞郡劄子》。
    [19]《柳亭诗话》。转引自《宋人轶事汇编》卷9。
    [20]《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伊洛渊源录提要》。
    [21][23]《宋史·贾易传》。
    [24]《宋史·孔文仲传》。
    [25]《宋元学案补遗·安定学案补遗》。
    [26]《宋史·杨畏传》。
    [28]转引《宋人轶事汇编》卷13。
    [29]《宋史》卷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