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六年（1521年），因明武宗猝死和无子，使明朝皇位空缺长达37天（三月十四日至四月二十二日）之久，出现了明代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无皇帝主政的特殊历史时期。当时，有五种政治力量试图扮演特殊角色，控制政局。这五种政治力量分别是：皇太后、宦官、武宗生前的佞臣、内阁大学士和九卿。但是，在这一特殊时期，任何一种政治力量都不可能独自左右政局。诸势力的聚合与分化便成为必然。其中内廷势力--慈寿皇太后（孝宗之后，武宗之母）和宦官--与接近内廷的内阁大学士迅速联合起来，排斥武宗时的佞臣和九卿，形成了皇太后、宦官、阁臣三者联合专政的格局。对于这一政局特点的研究向来是明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要真正扭转长期以来明代中后期历史研究的停滞局面，无疑地，正德十六年皇位空缺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是最佳的切入点。本文旨在通过对正德十六年皇位空缺时期政局走向的分析，引发人们对明代中后期政局走向特别是对嘉靖政治的重新思考和全新认识。
    一、阁臣与宦官的联合与斗争
    当明武宗猝死的消息一传出，接近内廷的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等人便在"仓皇"与"惊悸失措"当中与内廷势力结成暂时的联盟，控制了政局。在这一特殊时期，阁臣的地位和作用与武宗在位时的情形相比，有显著的提高和增强。皇位的空缺客观上为阁臣恢复行使正常的权力提供了可能性，也为阁臣洗刷其在武宗在位时无能的形象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杨廷和久居武宗内阁，因"无所建白，人易之。武皇南巡，天下汹汹，倖臣窃国柄，有狂生上书数其过，公（指杨廷和）延礼生，泣下曰：'久当不负良意'"[1]。杨廷和对自己的严重失职也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说：
    伏念臣供事内阁，历有岁年，中遭权奸，相继擅政，事多至于变乱，心徒切于匡持。服满召起之后，奸党愈炽，政令所出，不忍见闻。卧病乞休，疏凡十上。私情未遂，隐忍班行。钱宁、张锐每每假传上令，胁制外廷，期于必行，以窃威柄，每日票本拟进，径从豹房改出。臣与大学士蒋冕、毛纪随事执奏，多不奉行。……去既不得遂其情，又不能尽其职。心口相语，踪迹孤危，进退之间，狼狈万状。[2]
    所以，杨廷和等人不会轻易地放弃这一改变自我形象的特殊机会。武宗亡音一出，杨廷和便在惊悸痛哭之余，"私念危急时天下事须吾辈当之，惊悸何为"[3]？试图扮演这一非常时期的主要角色。然而，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允许也不可能使杨廷和等阁臣独揽大权，被武宗所倚重的宦官势力仍然具有异常强大的力量，他们决不会轻易地交出或放弃其长期拥有的政治特权。在这一特殊时期，宦官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宦官干政的格局不仅没有因武宗的物故而有所改变，而且因皇位空缺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武宗亡故后，宦官以当然的身分参与大政的讨论与决策，得不到宦官的支持，阁臣难行其志，以妥协求合作，是阁臣的唯一选择。长期以来，人们只强调阁权的强化，而忽视宦官对阁权的束缚。似乎武宗一死，政局便在一夜之间恢复了正常，被压制的阁臣因此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权力，长期猖獗的宦官势力顷刻间土崩瓦解。这种一味地凸现阁臣的作用而视宦官势力如无有的看法显然与当时的政情不符。比如在决定去湖北安陆迎取新君的人选问题上，宦官指手画脚，肆意干预。杨廷和无可奈何，只有忍气吞声，顺从宦官之意。杨廷和本人对此做了如下记述：
    予遂言内阁遣同官蒋（冕）、魏（英）云："谷哥（指谷大用）你去。"又云："韦家（指韦霦）你也去，驸马命崔元。"予言："见任大臣中武臣须皇亲定国公徐光祚，文臣须礼部毛澄。"尚书诸公皆应曰："诺。"谷（大用）之遣，予意不欲，危疑之时，恐拂其意，遂不敢更。[4]
    如果说在迎取人选问题上宦官跋扈难制，阁臣敢怒不敢言的话，那么，在擒拿武宗佞臣江彬的问题上，阁臣更是对宦官小心翼翼，待之甚谨。因为只有宦官参与这一逮捕行动，才能确保逮捕计划的顺利进行。无庸置疑，宦官是实施这一计划的关键力量之一。所以，在事成之后，杨廷和对宦官积极参与逮捕活动并迅速地完成这一计划深表感激之情。他对温祥等人说："诸公扶持社稷，竭尽忠诚，同干好事，太祖、太宗、孝宗在天之灵，亦知诸公之心千万。"[5]杨氏此言，并非敷衍客套之语，而是彼时其真实心态的自然表露，亦是当时实情的客观反映。
    按照明朝惯例，在新君即位之际，必须宣布革除前朝弊政的即位诏书，以示更始革新。随着新君即位的临近，草拟即位诏书便成为一件紧要之事。虽然草拟权属于阁臣，但宦官绝不会袖手旁观。因为涉及武宗弊政，必然要叙及宦官害政的问题。为了避免宦官对草拟即位诏书内容的过分干预，阁臣背着宦官在秘密状态下草拟，甚至违制在阁臣私宅中草拟部分条款[6]。即使如此，最终还必须经过宦官之手转入内廷来批红。所以，宦官仍然能够干预有损于自身利益的所有条款。当宦官要求删去某些条款时，杨廷和等人拒绝从命。他说：
    数年以来，事有龃龉者，皆曰朝廷不从，今日朝廷到，便有此等事，乃知前日亏了朝廷多少？即此一事，廷和便当出去，不可在此地，但未拜新天子，今日礼贺后，明日跪于奉天门前乞休，且奏陛下初到，如何更改诏书，务见明白，虽死亦甘心也。[7]
    由于新君行将主政，杨廷和才敢于倾吐长久被宦官压制欺凌的愤懑之情。在杨廷和等人的再三敦促下，世宗即位诏书最终被批准。但是洋洋80条的世宗即位诏书竟然没有提出如何解决长期以来镇守中官害政问题的对策，相比于宪宗、孝宗、武宗诸帝即位诏书中对镇守中官"召还"、"严肃"、"裁减"之类的对策，世宗即位诏书在对待镇守中官的问题上是大大地倒退了。之所以出现这种不正常的情形，除了宦官干预即位诏书的草拟事宜而外，也集中地反映了杨廷和等人与宦官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与武宗弊政之间的瓜葛。当杨廷和等人在新朝的地位还未稳固以前，他们不敢贸然地清洗宦官势力。如何通过宦官来联络慈寿皇太后以控制14岁的新君明世宗，是摆在杨廷和等人面前的又一棘手问题。所以，在世宗即位之后，除了惩处个别罪大恶极的宦官以平民愤而外，对宦官害政的根本--镇守中官之制--丝毫没有触动。杨廷和等人仍然沿袭孝宗宽纵镇守中官之习，认为无需革除镇守中官之制，只要撤换个别败坏法纪者就可以了，并极力要求世宗固守所谓的这一祖宗"成法"。正德十六年六月，杨廷和对世宗说："臣等窃见我朝命各处镇守总兵官统领军马，防御战守，巡抚都御史抚安军民，禁革奸弊，镇守太监托以腹心之寄，各有一定职掌，固祖宗累朝之成法，亦皇上世守之成法也。"[8]杨廷和此论，集中地反映了他在对待镇守中官这一重大弊政问题上的因循态度，也反映了他还没有从对宦官的恐惧当中完全解脱出来的真实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