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在内阁首辅任上，大权独揽，史书称他"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17]。世宗自嘉靖十八年后即不视朝，自二十一年宫婢之变后即移居西苑，不入大内。这使"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然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其势。"[18]这表明，世宗虽不视朝，不接见大臣，但仍牢牢把握大权，独断专行。在这种情况下，严嵩的专权是受到很大限制的，只是代皇帝总政而已。对此，明人多有记述。史臣称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咎，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19]范守己指出，世宗朝首辅拟旨，世宗多有窜改，有不留数字者，即使全合世宗之意，也改定数字，以显示自己的独断。因此，范守己指出：自古以来，"揽朝纲如帝（指世宗）者，几何人哉！"[20]在这种情况下，严嵩是无法专权的，即使专权，其程度也是要大打折扣的。
    徐阶扳倒严嵩后，为彰显严嵩专权之过恶，表明自己执政的方针，在世宗所赐直房的壁上，书写了三句话："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21]据记载，徐阶执政后，朝士侃侃而谈，言论发舒，得行其意，任事者得以令名终。朝政比钳制言论，镇压言官的严嵩为首辅时清明许多。但是，徐阶本人也专权。如起草世宗遗诏这等大事，徐阶独自完成，连同列大学士郭朴、高拱都不预知其事。而且，徐阶所标榜的执政方针并未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至多不过是权力的再分配而已，当时即有人反对，"或谓非宰臣体"[22]。
    嘉靖年间比较重大的问题是北虏南倭的骚扰。二十九年，俺答入侵，包围了北京，内阁首辅严嵩束手无策，听任俺答饱掠而去。当时任礼部尚书的徐阶，除了几句冠冕堂皇的大话外，也无破虏奇谋异策，同样睁眼看着俺答大军饱掠后出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二人的作为，只是五十步笑百步，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或许是当时国力、军事实力使然，任何个人在这一问题上都难以有所作为。
    庚戌之变后，世宗下令杀死不敢作战的兵部尚书丁汝夔，《明史·严嵩传》认为丁汝夔不敢指挥诸将作战，是秉承严嵩的旨意办的，似乎丁汝夔是严嵩的替死鬼。但是，当时人王世贞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严嵩之错仅仅是本能救丁汝夔一命，王世贞指出："兵部尚书丁汝夔虽以调度失宜，然为人洁廉。杨守谦，守土臣也，倍道勤王。上（指世宗）怒其不能破贼，诛之。（严）嵩皆不能救。"[23]很明显，王世贞的记载是可信的，《明史》的记载有失偏颇。因为庚戌之变对世宗震动很大，世宗亲自处理此事，以其机敏善疑的个性，在事实面前，任何人也无法欺骗他。其二，王世贞之父王忬亦被世宗所杀，严嵩未能挽救，王世贞与严嵩有仇，不可能美化严嵩。因此，王世贞认为严嵩的责任仅仅是不能救丁汝夔一命是真实可信的。
    在江南发生的倭寇骚扰，给明朝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影响了江南半壁河山。最后严嵩重用亲信赵文华督师江南，在总督胡宗宪策划下，明军逐步消灭了倭寇。在讨灭倭寇的过程中，一大批官员或被杀，或自杀，或被罢职。基中张经在取得"战功第一"的王江泾大捷后，仍被处死，时人多为其称冤。《明史》亦认为张经之死，"（严）嵩皆有力焉。"[24]把张经之冤死归罪于内阁首辅严嵩。但是，当时人王世贞在《大学士徐公阶传》中指出，张经之死与徐阶有很大关系，是徐阶促成了世宗处死张经。王世贞指出，徐阶的家乡是松江华亭，"而是时倭事起，上以所蹂躏多（徐）阶乡，而（徐）阶又晓畅军事，以故数以询问（徐阶）"。[25]可以说徐阶在倭寇问题上有很大的发言权。同时，王世贞详细记录了张经被杀之因由，他写道："江南督臣张经素贵而汰，然老将能持重，守便宜，不轻与贼斗。而恶之者谓（张）经家在闽，故近贼，不欲击以市恩。而（徐）阶信之，数龁于上。其后（张）经破贼，卒不免于死。前后督臣杨宜、周珫斥，抚臣彭黯、屠大山、李天宠逮，（徐）阶有力焉。"[26]同上所述，我们认为王世贞所述是正确的，而《明史》所记则为贤者（徐阶）讳，为恶者（严嵩）添恶了。何以如此呢？我们知道，世宗去世后，徐阶及其门生张居正为《世宗实录》的总裁官，《世宗实录》上对政敌严嵩多贬词，而对徐阶多溢美。《明史》受实录影响，也是贬低严嵩而美化徐阶，甚而至于将张经之死归罪于无辜的严嵩，而为真正应当负责的徐阶开脱。这是当时修史者局限所在。
    据《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一文记载，世宗在处死张经以后，也怀疑过张经是否冤枉。他询问严嵩，严嵩回答说："此事，臣昨问徐阶、吕本（《明史》作李本）二臣，以乡邦被惨，闻见甚真，皆怨（张）经养寇损威，殃民糜饷，不逮问无以正法。"[27]明末清初人钱谦益也指出："国史于（张）经之被逮，力言其功，为（赵）文华、（严）嵩所谗冤死，而东南之论殊不然。永陵史出江陵（指张居正）手，传闻异辞，不可以不核也。"[28]这些材料可以证实王世贞所记不误，同时也表明《世宗实录》确实对严嵩多贬词，对徐阶多溢美。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对严嵩、徐阶执政情况作了比较，可以说严嵩并非全恶，在倭寇问题上是有所作为的；徐阶的所作所为，有不少亦非"名相"所当为者。其实，明朝人对严嵩蛮有不同的看法，有给予很高评价者。钱谦益即指出严嵩识见不凡，"分宜能知子莘（即尹耕），能用胡宗宪，其识见亦非他庸相可比"。[29]何良俊亦称他"怜才下士"。[30]徐阶在明人眼中，也不尽是良相的形象，对他批评亦复不少。明人支大纶批评徐阶，在嘉靖朝"玄文入直，伛偻献谀"，政绩"碌碌无奇"，至隆庆朝，才"稍惬公论"。[31]著名清官海瑞，对徐阶之品德也予以严厉的批评。海瑞指出，徐阶是"甘草国老"，"柔和之义胜，直方之德微"。[32]这些批评是颇中肯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