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要求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成了沟通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内民主分子的共同政治目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孙科形成了他对宪政的基本看法。
    首先，孙科把实施宪政视为争取抗日救国的一个重要条件。孙科认为，“今日最重要解决之问题，莫过于抗日救亡”（注：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载《抗战的前途》，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210～211页。）（注：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1933年1月），载《孙科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258～259、261页。），“团结御侮”乃“全国四万万人，人同此心”，可是“要御侮，先要集中力量，培养实力”（注：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载《抗战的前途》，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210～211页。）。然而由于“政权不公开，言论无自由”，人民对国民党治极度不满，因此国力无法集中，遭致中国“其力乃不敌一蕞尔小国”（注：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载《抗战的前途》，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210～211页。）。孙科指出，“欲挽危亡”，不仅国民党要加强内部团结，“就是党外各部分，也应该不分派别的精诚团结起来”（注：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1933年1月），载《孙科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258～259、261页。）。国民党应使“国民有参与国事行使政权之权力”，“得以和平方式尽量发表政见主张”。（注：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载《抗战的前途》，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210～211页。）他强调，只有“建立民主政治”，“于最短期间结束训政，筹备宪政之开始”，才能“团结国民，集中国力”（注：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1933年1月），载《孙科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258～259、261页。），孙科说：“主张促成宪政，也就是御侮的方法之一。”（注：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1933年1月），载《孙科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258～259、261页。）
    其次，孙科还把促成宪政看成是加强国民党自我调节功能的一个重要手段。孙科深感“国难日深”，使国民党前途“可胜觫惧”（注：孙科：《实行宪政之意义与国民应有之认识》（1933年1月1日），载《孙科文集》，第256～257页。）。孙科指出，“数年来之党治……效率低微，国民触望既深，而本党之信仰，亦不免渐致堕失”（注：孙科：《实行宪政之意义与国民应有之认识》（1933年1月1日），载《孙科文集》，第256～257页。），因此人民批评“国民党垄断政权，这是不应责怪的”（注：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1933年1月），载《孙科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258～259、261页。）。孙科说：“以党治国并非以党专政来支配国家，使中华民族在党的训政之下讨生活，而是要实施宪政，使人民能够运用直接民权，完成民主政治”。他进而强调，“训政不过是一种革命手段，宪政才是革命的目的。”（注：《孙科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的闭幕词》，载《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1931年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他提出，为了“挽回人心”，国民党必须“进行政治党务改革”，国民党各级党部“绝对不许干涉地方行政及人民组织或言论”（注：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载《抗战的前途》，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210～211页。）（注：《国难会议记录》，载《近代中国丛刊续缉》，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3～8页。）。孙科指出，党治之弊，使“国力无由集中，外侮不克抗御”，唯一的“补救之方”就是促成宪政，否则“本党难辞误国之咎”（注：孙科：《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上海《时事新报》，1932年4月24日。）。
    为此，孙科提出结束训政，促成宪政的三项重要主张：
    （1）于1932年10月，由立法院起草宪法草案。
    （2）于1933年4月，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议决宪法，决定颁布日期。
    （3）除现役军人外，全国人民在不违反三民主义原则下，皆得自由组织政治团体，参加政治（注：孙科：《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上海《时事新报》，1932年4月24日。）。
    孙科的宪政主张反映了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他已认识到加强国内各党派和人民团结对抵御外侮的极端重要性。尽管孙科把遵从“三民主义”作为开放政治的一个条件，但在人们眼中，三民主义并非是国民党之专用品，它不仅不会妨碍人们要求民主政治，反而会成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理论根据。
    主持起草《五五宪草》
    由于孙科的特殊身份，他的结束训政，加速实施宪政的主张一问世，就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响。孙科的宪政主张得到民族资产阶级和胡适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注：胡适：《宪政问题》，载《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舆论界对孙之主张多给予“同情的批评”（注：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1933年1月），载《孙科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258～259、261页。），但是，在国民党内部却出现了强烈反对的议论。
    国民党内反对结束训政的主要代表是汪精卫和蒋介石，但是两人在表现形式上却有区别。汪精卫是公开持反对态度，蒋介石则比较隐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