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0月，当孙科在宁粤和谈期间，第一次表示了自己关于结束训政，实行民治的观点时，就遭到汪精卫等的强烈反对。汪精卫认为，“无党则无国”，放弃训政，必然危及党国。当时汪精卫与孙科“反复辩难”（注：陈茹玄：《增订本中国宪法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11～213页。）。12月，中国青年党代表向汪请愿，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遭到汪精卫严厉指责。汪声称，“国民党的政权是多年革命流血所取得的，绝不轻易示人”（注：参见沈云龙《抗战建国之中国青年党》，第29页。）。1932年4月，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上，汪精卫回避全国各界呼吁结束党治这个紧迫问题，宣布会议只有三个议题，即“御侮”、“剿匪”、“救灾”（注：《国难会议记录》，载《近代中国丛刊续缉》，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6页。），反对讨论政治改革问题，汪精卫十分勉强地声称，他虽“原则上赞成宪政”，“然而我们现在所关心的是不要退到1923年的形势”（注：季廉：《宪政能救中国？》，载《国闻周报》第9卷，第18期，1932年5月9日，汪精卫的讲话发表于1932年4月25日。）。汪派人物梅思平说：“我们从过去北京时代国会的经验看起来，知道在初行民治的国家，议会的压力愈大，他的腐化也愈容易”（注：胡适：《宪政问题》，载《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
    对于汪精卫等的论调，民族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孙科均表示强烈不满。在国难会议期间，各地代表提出要求实施宪政，保障人民自由的提案仍有13个之多。有100个代表拒绝出席国难会议（注：North China Herald,April 5th,18th,1932。）。《申报》批评国民党：“借所谓国民会议，国难会议等等敷衍人民，适见其心劳力拙耳”（注：《申报》，1932年3月10日。）。沈钧儒、黄炎培等指出，当前一切问题之重心，“不外对日抵抗到底，对内结束党治，实行民治”。胡适说：“如果训政的延长只是为了保持政治饭碗，那么，训政延长一日，只是当国的政党多造一日罪孽而已”（注：胡适：《宪政问题》，载《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王造时质问国民党：“训政五年，训到丧权辱国，内乱不已。土匪到处如麻，贪官遍国都是，国家濒亡，民不聊生，试问再要这样‘训’下去，如何得了”（注：王造时：《对于训政与宪政的意见》，载《荒谬集》，第34页。）？
    孙科对汪精卫等反对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的观点，站在维护国民党利益的立场，也进行了批评。孙科首先强调一部宪法对于现代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意义，孙科以苏联在宪政下国力不断强大的事例为证，提问道：“为什么俄国在宪政之下，就可以推行它的共产主义，而我们何以不能在宪政之下，推行三民主义，进行革命建设的工作呢？”（注：孙科：《实行宪政之意义与国民应有之认识》（1933年1月1日），载《孙科文集》，第256～257页。）第二，孙科批评国民党内攻击实施宪政是“模仿北洋军阀”的论调是“陷于因噎废食之病”。孙科声称，“本党同志断不能承认自己是和北洋旧军阀相同的”。至于宪政，“不得谓其尝遭颠踬而终不令其尝试”，“不能以北洋旧军阀过去的种种失败，就说对于宪法我们也不能够再去推行”（注：孙科：《实行宪政之意义与国民应有之认识》（1933年1月1日），载《孙科文集》，第256～257页。）。第三，孙科对宪政后的国民党前途表示乐观。他认为，对国民党的前景“可以不必顾虑”，“决不能说宪法一经颁布，国民党就不能参与政权”。孙科断言，实施宪政，“国民党必能受全国人民的拥戴，国民党的政权，一定可以更加巩固的”（注：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1933年1月），载《孙科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258～259、261页。）。
    在全国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抗日民主的巨大舆论压力下，兼之孙科的宪政主张具有维护国民党利益的明显色彩。南京国民政府最高统治者蒋介石，虽然内心里并不赞成结束党治（注：三十年代初，黄郛、杨永泰曾建议蒋介石采纳孙科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的主张，遭到蒋的“积极反对”。因为蒋本人“希望他与国民党有较长时间来领导国家”。参见邓元忠（邓文仪之子）《新生活运动政治意义阐述》，载《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议文集》，第31页；另见刘建群：《银河忆往》，第233～234页。），但还是决定接过孙科的“集中国力”的口号。1932年12月中旬，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四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孙科的“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决定于最近期间，进行宪政开始之筹备。又决定，“于民国二十四年三月召开国民大会议决宪法”，并“饬令立法院从速起草宪法草案发表，以备国民之研讨”（注：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蒋介石摆出了准备实行宪政的姿态，声称“国民党责任为训政完成以后，实现宪政以归政权于全民”（注：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97页。）。
    1932年12月18日，孙科以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已接受其实施宪政的主张为由，接受了立法院院长的任命。孙科上任伊始，立即成立了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延聘国内著名法学家三十六人参加，自己兼任委员长，亲自主持宪法起草工作。
    孙科主观上是希望通过制宪确立某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原则的，他认为，首先，未来的宪法政府应遵循孙中山遗教中所描述的形式加以组建；其次，政府的立法部门应具有较高的权威，以防止军事独裁者的控制（注：Lloyd E.Eastman,The Abortive Revolution,P.167.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在孙科主持下，自1933年2月9日至4月20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共举行会议十二次，就起草宪法总纲拟定下述原则：
    （1）规定总统、副总统由国民大会选出，军人非退职者，不能当任。
    （2）总统为国家元首，不直接负行政责任，任期四年，不得连任。
    （3）行政院长由总统经立法院同意任免。
    （4）省长民选。在县未完成自治前，省长暂由中央任命。
    这些规定的主旨是企图用分权制取代集权制，以内阁制代替总统制，防止个人权力的过度集中，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