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畸形政治文化造就了“文革”所需的政治主体
    畸形政治文化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是政治主体通过支配其政治行为与活动来实现的。
    1.为“文革”提供了动力支持
    第一，畸形政治文化引发了政治主体的心理紧张，使政治行为有了政治心理内驱力与政治动机。政治动机是引起政治行为的直接原因，它揭示了政治行为活动的内在动力与目标方向。政治动机对政治主体的推动作用来自政治主体的内驱力与政治需要。“文革”政治文化极力强调、夸大阶级斗争，把它提高到关系到党与国家命运的高度，使之成为社会共识与社会性政治需要，并将之置于压倒其他一切的地位。政治主体的心理平衡被打破，处于人人自危心理紧张状态。心理不平衡引起了消除这种内心的不平衡与紧张的内在驱动力。在单一结构的依附性政治文化支配下，政治主体只能通过参与群众性政治运动寻找斗争对象，进行所谓的“革命”，以缓解心理紧张，使心理进入平衡的范围。近乎凝固的政治文化结构导致长时间的政治心理失衡与紧张，为政治动机提供了内在心理动力。此外，“动机的强度与原有的对政治系统的认知有关”[6]。在“文革”专制社会政治体制下，普通政治主体对政治系统运行认知模糊，认知能力低下，不了解政治运行的实质，政治行为动机的强度主要是靠政治强力宣传鼓动起来的，这暗合、激活了人们心中的某些传统政治文化因子，使政治行为动机、政治热情呈现出盲目而极端狂热的状态。这无形中增加了普通政治主体对损害自身利益的政治行为的心理承受力，其政治动机也就不会轻易改变。
    第二，畸形政治文化决定了政治主体行为的方向及在这一方向上的能量的强度。首先，在“文革”单一政治文化结构中，大众政治文化主体与主导政治文化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造就了“文革”需要的政治文化素质。而政治价值取向是整个政治文化体系的制导系统，担任着把握政治文化总体向度的角色，也决定着政治文化系统发挥功能的方向。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就指向“文革”所需的方向。其次，畸形政治文化泛化使“文革”的动力支持更为强大。如果说单一性的政治文化决定了“文革”中政治主体动力合力的方向，那么畸形政治文化的泛化则使这一方向上的政治主体数量急剧增加，从而使“文革”的动力支持更为强大。多数人的意志由于政治文化泛化而严重地政治化，成为主导政治文化的附庸，为主导政治文化役使的大众政治文化主体数量大大增加了，结果是越来越多的政治文化主体具有了与上层政治文化相同的政治价值指向，在这一方向上所聚集的能量也就更大。
    2.政治文化的“超稳定性”转化为“文革”的持久性
    一般说来，政治文化的稳定性，即使是僵化的稳定性也会带来短期的社会政治稳定，至少不会是政治行为的无序与动乱。然而，“文革”政治文化的“超稳定性”带来的却是长时期的政治社会动乱。原因主要有二：（1）“文革”政治文化的结构中，主导政治文化通过种种方式与手段控制整个政治文化，使政治文化呈现出“超稳定性”，也使主导政治文化中“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思路在整个政治文化中占据支配性地位。“革命”就是乱，乱就是革命，越乱越好，越乱越能达到“天下大治”的政治观念深入人们的政治意识之中。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也就呈现出长久混乱状态，政治主体又可为其破坏性政治行为找到合法性的理论依据。（2）政治文化“超稳定性”下面所隐藏的是个体政治意志表达的随意性。支配多数普通政治主体的不是系统的“文革”政治理论，而是这种理论经过社会化与传统政治文化相互作用，在人们心中形成的政治心理、政治意识，而政治心理、政治意识具有自发性、非系统性和随意性的一面。受它们的支配，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也就表现出极大的随机性。另外，由于政治文化的基本概念（如修正主义、走资派等）的内涵界定十分模糊，当时的政治机构与组织又对之难以作出权威性解释，人们在剧烈政治社会运动造成的强大压力下，在为自己的政治观点寻找论据时，只能是对毛主席语录按各取所需的原则进行引用，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并以此为根据，对“阶级敌人”展开攻势。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辨清谁对谁错，于是就“斗争”，进行“革命”，由此引起的只能是社会政治动乱。这种“革命”不是任何进步意义上的革命，不可能自动产生与“文革”政治文化不同质的新型政治文化，不可能动摇前者的主导地位，也就不可能威胁到整个政治文化的“超稳定性”。于是，就出现了“超稳定性”政治文化与长期政治动乱并存的奇特现象。
    3.政治心理与“文革”中的政治行为互动
    “文革”从文化领域入手，旋即发展成为政治运动。由于政治社会化过度，政治文化泛化，“文革”很快演变为一场群众社会性的运动（从参与者与影响的范围来说）。“文革”发展成为社会运动后，消蚀泯灭个体政治文化的理性判断与理性思考，强化和放大了政治文化原有的盲目从众等政治心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社会与集体性政治行为具有相当的同一性，但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差异性。而政治文化导向作用不可避免地要冲出单纯的个体水平，在社会层面上形成对集体政治行为的作用。”[7]群众性社会政治运动与畸形政治文化互为因果相互强化，是“文革”延续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主要体现在群众性社会政治行为的互动过程中。
    现代社会心理学与政治心理学的研究都表明：（1）处于群众性社会政治运动中的个体行为间存在着互动，其方式有暗示、感染、模仿等。“文革”采用“大民主”的运动方式，从参与主体来说，它是典型的群众性社会政治运动。“文革”中惨烈的批斗运动，给参加者以强烈的直接暗示：不要违背主导政治文化的要求。依附型政治文化支配下的政治主体容易接受这种无需说服、无需讲道理的暗示。处于群众运动中的个体容易受其他个体与群体氛围的感染，从而有意无意地模仿他人特别是为群众认同的某种行为或情绪。感染实质上是情绪的传递交流，相似性是感染的基本条件与心理基础。这里的相似性包括情境相似、态度价值观相似、社会地位相似几方面[8]。“文革”同质泛化的政治文化为之提供了社会政治态度、政治心理与价值观方面的相似性，共同贫困为之提供了社会地位的相似性。“文革”时期，在依附型政治文化支配下的政治主体在情绪与行为方式上更易相互感染、模仿、认同，导致群情激愤和行为共振，造成破坏性后果。（2）社会性群众行为容易产生群体压力。在“文革”群众性行为运动中，同质泛化的政治文化是大多数个体意见行为一致的深层基础，导源于“文革”政治文化的多数意见与行为造成的群体压力十分强大。因为，一方面它以强制性权力或武力为后盾。“文革”中群众派性斗争中，权力特别是武力造成的群体性压力具有强烈的震慑作用。另一方面，政治个体浓重的政治依附意识，难以违抗群体压力，从而屈从于它，逃避个体自由，参与到群众运动中去，找到群体归属感与心理安全感。（3）群体行为中的典型心理。①从众心理。从众心理是“文革”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它引起从众性政治行为。从众政治行为往往表现为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在政治运动中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文革”时种种运动之所以能够一哄而起，短时期内吸引众多的人参加，从众心理起了重要的作用。②匿名心理。即当个体处于群体中时，他往往就觉得自己所属的群体活动的责任是分散的，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个人都不必为整个群体的行为负任何责任，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了效力，群体盛情的狂暴，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9]这种心理最易导致破坏性群众运动。作为一场群众性社会政治运动，“文革”造成的巨大损失与运动中的匿名心理导致的群体性破坏行为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