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畸形政治文化对“文革”支撑与推延作用的有限性
    由于畸形政治文化内部存在着多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加之它所支持的政治实践没有直接的社会进步性可言，“文革”政治统治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使畸形政治文化的实践基础缺少根本的合法性来源，所以，畸形政治文化为“文革”提供的合法性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它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也是有限的。
    1.畸形政治文化自身的内在矛盾
    第一，反主体性。作为一种观念与文化形态，政治文化内在原动力的大小最终由其主体实际利益需求决定。离开了政治主体的实际利益需求，政治文化就不可能具有持久的动力之源。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0]“文革”政治文化是一种脱离了政治主体实际利益的宗教式文化形态，主张“一切由政治挂帅”，单用“抓革命”来“促生产”，摒弃物质刺激，并剥夺政治主体最基本的合法政治权益，希望通过政治运动本身来激发与保持政治主体的政治热情，从而陷入了禁欲主义的政治道德歧路，其反主体性昭然若揭。如政治主体的独立政治人格急剧萎缩，政治文化泛化导致独立道德人格的极度缺失，集体政治意识对个体政治自我意识的有效取代（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专制权力意识对社会权利意识的有效取代，这都是有违人的本性与利益需求的。这样，“文革”政治文化抽空了自己存在发展的基本动力与基础。畸形政治文化的这种无根性与反主体性，注定了它自身存在深刻的矛盾，从产生之时它内部就生长着自我否定的因素。政治文化泛化又导致全社会性认同的错误政治价值取向付诸实践，全社会为之付出了沉痛代价，这必然会加速反主体性这一内在矛盾的激化，也缩短了畸形政治文化走向解体的进程。
    第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内在张力。有的学者认为：“正是因为把那些看起来无可置疑的理想和价值推到极端，才产生了‘文革’的邪恶与野蛮”[11]。但“文革”政治文化之所以使“文革”成为“文革”，不仅在于它把空想性政治理想（军事共产主义理想）推向极端性，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政治主体把空想性政治理想当作可能实现的现实来接受，并以此为蓝本来解读社会政治现实，作为政治行动依据，以之改造现实世界。“文革”的悲剧恰恰发生在政治文化所构筑的内心理想世界与社会现实世界的接壤处。当社会政治主体将政治理想付诸政治实践时，空想性政治理想与现实政治文化之间过大的张力便开始起作用。人们在空想性的政治文化支配下的一切活动都是畸形政治文化向政治实践领域的侵入和扩张，这样人们在自觉不自觉中充当了“文革”政治社会运动的法西斯。他们所能借助的政治文化是现实的政治文化，而现实的畸形政治文化只能把美好但空想性政治理想无情地拉回到现实中来，美好的理想变为错误。这见之于政治社会实践则是动机与结果间的种种悖论：以乱求治只能导致乱，追求民主却带来专制，想建设完美的社会主义而可能实现的只是军事共产主义等等。正是悖论构成了“文革”的特色。在空想性的政治理想与残酷的政治现实强烈反差之间，人们陷入了深深的困惑、迷茫之中。因为，“一种良好的价值观，一旦被绝对意识形态化，它所造就的理想与现实的不可逾越的反差，形成了人的制造物对人性的泯灭，势必引起人们对理想追逐的惶惑，造成苟且现状的窘迫”[12]。民谣《打着红旗去要饭》正是这种窘迫状态的反映，也表明民众对政治空想的嘲讽与初步觉醒。毕竟，在自身本能利益需求等种种因素的支配下，人们最终还是要在困惑中反思，逐步走出窘迫状态，放弃不切实际的空想。而当民众觉醒到来之日，就是畸形政治文化解体之日，也是畸形政治文化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终结之日。
    第三，内部结构性矛盾。“文革”政治文化具有单一结构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保守性、排他性、封闭性。封闭性政治文化的自我强化功能是其对“文革”支撑与推延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也是这种强化功能加速了畸形政治文化的灭亡。本来，相对的封闭和适度的隔离、彼此之间的适度差异是一个政治文化系统区别于其他政治文化系统的必要前提，然而，纵观建国后到“文革”结束前的政治文化建设历程，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我们主观地扩大了这种差异，认为亚政治文化、异质政治文化（主要是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对主导政治文化已经构成巨大威胁，于是就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对之进行围歼。这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文革”时期的政治文化系统中各要素与各子系统趋同，相互之间的差异性锐减，特别是泯灭了主导政治文化与亚政治文化间的合理性差异，形成了单一性结构的政治文化模式。
    2.畸形政治文化的实践基础丧失了根本合理性
    从实践对认识的作用来说，作为一种观念与文化形态，“文革”时期的畸形政治文化是在政治实践中形成、发展、完善，并接受政治实践检验的。一场社会政治实践运动，只有具备了世俗社会政治价值合法性与客观历史价值合理性的统一才能具有永不衰竭的动力。就主体参与范围来说，“文革”是一场阶段性社会运动，但是从整个社会运动发展进程来看，其实质却是以阶段性社会运动出现的“反社会运动”。因为“如果一个运动以追求绝对的均质、追求整合--即使以人民之名进行的整合--等为名，企图排除少数，无论这个少数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这个运动便同社会运动相反。”[13]“文革”恰恰是一场追求全社会范围内的绝对均质（整个社会文化、行为对主导政治文化、行为的绝对尊从）、排除掌握真理的少数的运动。它在社会各个领域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足以证明其反社会性与反客观历史性。适应“文革”运动而产生的畸形政治文化，为“文革”提供的只是世俗政治价值（由于政治文化的泛化，政治价值基本上也可以说是社会价值）的合法性（即符合政治主体共同的政治观念准则或政治行为规范），这种世俗政治价值的合法性与客观历史的合理性是违背的。世俗政治价值合法性所遵循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在畸形政治文化泛化的情况下，多数人的政治意志实质上为少数人的政治意志欺骗、支配，表面上“少数服从多数”，实则是恰恰相反，多数服从另一些少数。客观历史合理性则遵循“社会进步”的原则，它是任何人都逆转不了的。尽管二者都可能为社会政治运行提供合法性，但相比之下，后者更具根本性、总体性的决定作用，是衡量来自政治文化的世俗政治价值合法性与政治实践合法性的最终尺度。从客观历史合理性要求来衡量，畸形政治文化为“文革”政治实践提供的世俗政治价值合法性是错误的。这种合法性只在“文革”这一特定的社会政治体系中才能成立，才有意义，实际上导致的是社会倒退与社会专制。它把非历史合理性当作历史合理性与必然性，它受客观历史合理性的终极支配，又与之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导致畸形政治文化对“文革”支撑与推延作用有限，并最终消逝的又一内在原因。既然作为畸形政治文化实践基础的“文革”本身是不具有社会进步作用，不具有客观历史合理性，那么，它所塑造的畸形政治文化，也不可能具有历史客观合理性，畸形政治文化为“文革”提供的合法性也没有实践根基。同时，泛化的畸形政治文化为“文革”提供了全面的合法性，它与所支持的政治实践深入社会方方面面。造成的后果是：来自政治文化的世俗政治价值合法性对客观历史合理性的取代程度愈高，它与客观历史合理性的接触面愈大，接触程度愈深，二者之间的矛盾就愈容易激化。畸形政治文化对“文革”的支撑与推延作用减弱的速度也会因此而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