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武将专权和世袭，是宋代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是宋太祖发动兵变夺得后周政权后，为防止类似事件在赵宋王朝中重演而制订的祖宗家法之一。纵观北宋九朝历史，这一祖宗家法贯彻得异常坚决，亦较为成功。到了南宋，由于北方金朝强大的军事压力直接威胁着南宋政权的存亡，故武将权力一度增强。到了绍兴十一年，由于高宗、秦桧等以屈杀岳飞等屈辱的条件和巨大代价换得金朝的和议，遂罢免韩世忠、张俊等武臣的统兵之权，结束了武将专权的局面。但在西部战场的川陕地区，情况则有所不同，自吴玠至其侄孙吴曦，长期掌握川陕重兵大权，正如宋人所说："夫吴氏当中兴危难之时，能百战以保蜀，传之四世，恩威益张，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吴氏而不知有朝廷。"[1]吴氏家族何以独能四世掌川陕重兵之权，南宋君臣对此反映如何，采取了哪些防范措施，凡此等等，实际上是南宋中前期政治史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将对此略述管见，以就教于宋史界的前辈及同仁。
    一
    为吴氏家族的兴盛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的是吴玠、吴璘兄弟，在他们之前，吴氏家族在政治上毫无势力，经济上亦不雄厚，仅是北宋一个普通的行伍之家。吴玠、吴璘先后以"良家子"身份从军，在经历了与西夏军最初的战斗之后，很快就转入了与迅速崛起的强大的金军的激战之中。众所周知，自建炎四年金人扶持刘豫政权后，就将主力全部集结在川陕战场，向西线宋军发动了自入中原以来最猛烈的进攻。富平之战后，宋军一溃千里，吴玠、吴璘正是在这种险恶的军事形势之下，率领几千溃卒坚守和尚原，由此取得了南宋对金作战中最为辉煌的五大战役中的和尚原之战和仙人关之战的胜利，使金军首次遭到自入侵中原以来不曾有的惨败。
    正是由于彪炳的抗金业绩，吴玠成为南宋第一个以战功授节度使的将领，并成为西部宋军的主帅，同时也是川陕地区最有势力的人物。他和张俊、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分别统率着五支兵力最多的大军，正如《文献通考·兵考》云："建炎之后，诸大将之兵浸增，逐各以精锐雄视海内。"这种有悖于宋王朝祖宗家法的现实，是高宗君臣最为忌讳的，只是迫于当时宋金战争的情势而无可奈何。例如，宋廷派往四川的川陕宣抚副使卢法原，"颇不为都统制吴玠所惮"。宋高宗由此专门给王似、卢法原、吴玠下了诏书，但实际上主要是告诫吴玠："羊祜虽居大府，必任王濬，以专征伐之图；李愬虽立殊勋，必礼裴度，以正尊卑之分"[2]。但吴玠最终还是排挤了卢法原，宋廷对此亦只有默认而已。但是，当绍兴九年六月年仅四十七岁的吴玠因病过早辞世后，就为宋廷结束川陕地区武将专权，恢复文臣节制武臣的祖宗之法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于是胡世将就以宝文阁学士宣抚川陕。尽管胡世将是力主抗金北伐的臣僚，但他更深知赵宋王朝的祖宗家法及自己宣抚川陕的使命，因此，"及被宣抚之命，即自成都至河池，会吴璘、杨政等诸将，谕之曰：'世将不能骑马，不能射弓，不知敌情，不谙边事，凡此数事，皆出诸公之下，朝廷所以遣世将来者，诸公知之乎？'众皆曰：'愿闻其说。'世将曰：'国家开国于五代之后，方当五代之时，诸将不起于贼盗者，必因杀夺而得之，握兵外阃，跋扈难制。故自国家受命，将无专征，必以文臣临之，鉴五代之弊。今朝廷不以世将为疏缪，使宣抚诸将，盖世将习知国朝故事'"[3]。这表明，由于吴玠过早辞世，宋廷遂完成了在川陕地区文臣制武臣的步骤，结束了武将专权的局面。
    胡世将不久即辞世，继任者郑刚中在对吴璘、杨政等川陕大将节制方面，可以说出色地完成了宋廷的使命，下列事实足以说明这点：
    "川陕宣抚副使郑刚中自河池移司利州。……既而刚中欲移屯一军，都统制杨政不从。刚中呼政曰：'宣抚欲移军，而都统制不肯，刚中虽书生，不畏死也。'声色俱厉。政即日听命。"[4]
    "时端明殿学士郑刚中为川陕宣抚副使，節制诸将，极其尊严，三都统每入谒，必先庭揖然后就坐。及右护军都统制吴璘升检校太师，来谢，语主阍吏，乞讲钧敌之礼。刚中曰：'少师虽尊，犹都统制耳，徜变常礼，是废军容。'璘皇恐听命。"[5]
    显然，宋廷在川陕地区用文臣节制武将是成功的，川陕地区的军政大权完全操纵在高宗君臣手中，这个结果就导致了另外一个后果：当绍兴十一年宋金和议之时，东、中战场的宋将岳飞、韩世忠、张俊、刘铸等统兵之权被剥夺，岳飞甚至被屈杀，但在川陕战场，由于已经实现了以文制武的体制，加之川陕远在西北，对高宗君臣构不成直接威胁，因此，尽管宋廷将田晟所率三千军马调赴行在军马司以强杆弱枝，但认为没有剥夺吴璘、杨政、郭浩统兵之权的必要，这就为吴璘的重新崛起，吴氏家族在四川的发展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