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1918-2000）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和范文澜一起，为中国近代历史学科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胡绳在史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国近代史提纲》、《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外，他还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撰有历史普及读物《二千年间》、《孙中山奋斗小史》等。在上述学术著作中，胡绳总是着力于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并据此决定对史料的取舍和对史实叙述的详略。同时，在讲述历史事件时又总是把规律性的认识和客观事实的复杂多样的形态很好地结合起来，寓议论于流畅、生动的叙述之中，因而既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又具有引人入胜的可读性。这是胡绳史学著作的最大特色。
    2001年4月发表的一篇纪念文章，称胡绳为“特别以思想见长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大师”。该文作者在追忆初读胡绳著作的感受时说：“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下吸引了我。他所使用的史料，都是最常见的，没有什么秘藏，但整个分析都出乎别人之上……”（注：李向前：《纪念胡绳主任》，《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4月2日。）其实，类似的评论早就见之于史学界。我在上世纪50年代就曾听到过对胡绳论著有这样的议论：“他用的也是那些材料，但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深刻，有味道！”
    为什么胡绳的历史著作会有这样的特点和吸引力？从借鉴前辈治学经验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了解胡绳关于史学方法论的一些见解也许有助于这方面的探究。
    现实生活的需要与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是怀着革命的目的去研究历史的，他们相信并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一大特征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但是，历史研究作为一门科学，同现实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或者说，研究者的现实的目的对于历史研究工作本身有没有影响，以及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他们当中从理论上加以说明的人并不多。而胡绳就是其中的一个，并且就新中国史学来看，还是他最早论述了这个问题。
    在1956年发表的长篇论文《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中，胡绳对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他说：
    人们在研究社会历史中的多种矛盾和斗争的时候，总是有他自己的态度的，总是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的。在这点上，以“人事”为对象的科学研究和以自然为对象的科学研究是有所不同的……
    人们在研究过去的历史时，又总是着眼于当前的社会政治问题的，如果不是有助于当前的社会政治生活，对过去的研究就不可能吸引人们去从事……以往的社会历史中包含着无限复杂的内容，我们也只有从现实生活中的需要出发才能确定哪些方面、哪些问题是应当着重研究的。（注：本文中的引文，除注明出处者，均见胡绳《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胡绳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和《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胡绳全书》第3卷下册）二文。）
    整整25年后，即1981年，胡绳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又说：
    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极其复杂的。我们固然要如实地尽可能全面地进行研究，但是在研究中总是要有所侧重。某一方面之所以受到特别的注意，这常常是和现实生活的需要有关的。实际生活的发展，往往使我们感到，一个历史事件的某些方面，在过去的研究中被忽视了或没有十分重视，而现在看来，却是应该提到重要的地位上来。对于一个历史事件，即使原来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但是由于新的社会实践的发展，我们仍可能感到其中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和说明。
    根据胡绳的论述，历史研究至少有三个方面同现实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第一，确定研究的具体对象，即设计课题，是出于现实生活的某种需要。“虽然我们也不排斥有时只是为了历史的兴趣而去弄清楚某一历史事实，但是这毕竟不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方面。”研究过去是为了认识现在，这可说是古今中外史家的共识。第二，研究中着重考察的范围和探究的焦点，是由当前社会实践的某种需要所规定、所制约的。第三，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态度和评价，更是决定于研究者当时的立场、思想和感情。总之，历史研究的对象虽然是已经逝去了的人和事，但研究本身却自始至终离不开现实因素的参与和影响。而现实是不断变化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而有所改变。因此，除简单的历史事实的考证外，对某个历史现象的研究也是会不断变化的。胡绳在剖析这种变化时说：
    关心现实的问题，常常刺激我们对探讨过去的历史的强烈的兴趣，这种探讨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某些现实问题。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会被一代代人反复研究呢？除了因为有新材料被发掘出来以来，我以为，是由于各个时代的人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看历史的缘故……同样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这一代的研究者会提出前一代的研究者忽视了的问题，注意到前一代研究者所不重视的某一侧面或某些材料。有些偏见和误解之所以产生，是和研究者所处的社会条件的限制有关的，而在另一种社会条件下，研究者有可能纠正这些偏见和误解。（注：《在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结束时说的话》，《胡绳全书》第3卷下册，第5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