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这方面的论述，不仅对历史研究过程，而且对历史著作的写作，即把研究成果讲述出来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它从根本上回答了如何做到“史论结合”的问题。
    所谓“史论结合”，最初是指在历史论著中史与论的关系问题。“史”，是指史料、史实；“论”是指理论、议论即观点、论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的确立，史学不能专搞史料考据，应该有史有论，史论结合，日益成为史学界的共识。可是，史论结合究竟指什么？史与论如何结合？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甚至令人苦恼的问题。1962年吴晗在一次讲演中曾对此有详细的评论。他说：解放初期是“只讲史实，不讲或少讲理论”，后来有了改变，但出现了“以论带史”的倾向，即“先讲理论，后讲史实，结果是论多史少，甚至是有论无史”，成为“以论代史”了。再往后，“大家知道‘以论代史’是不对的，但史论如何结合，却又不很明确。常有这样一种情况，不论讲课、写论文或是写书，先写一段史实，再引一段经典作家的意见，有时候是牵强附会的，或者是断章取义的。也还有另一种情况，先引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然后找一些自以为符合这几句话的历史事实来证明，其实是他把历史事实歪曲了，割裂了。”“这不是结合，而是并列”。吴晗认为，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其观点来分析有关的史实是需要的，“但现在有些人却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观点来代替，作者自己的看法呢？很抱歉！没有。”（注：《如何学历史》，《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3卷，第366-368页。）--这些说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况。
    到了20世纪80年代，情况如何呢？1981年胡绳在一次讲演中指出：“只罗列材料而没有观点的情形，或者只提出抽象的概念而不谈具体的人和事的情形，在我们的历史著作中，一般说来是没有的。但是，至少在一些教科书式的著作中，确有这样的毛病：列举了一些历史的现象，然后得出若干所谓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往往是人所共知的，而举出的材料也好像是为了证明其结论而故意挑选出来的，使人感到观点与材料并不是水乳交融。”
    上述吴晗和胡绳所指出的“史”与“论”不相交融的毛病，都是表现于历史论著中，属叙述方法的问题。这个问题为什么一直解决不好呢？关键就在缺少写作者自己的观点和论点，讲得具体点，就是没有通过自己对史料、史实的科学的研究而获得的关于研究对象的本质的和规律性的认识。而这样的认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观点、论点，尽管常常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但仅靠摘录马列经典的辞句，或抄袭别的什么现成结论是得不到的。它只能来自对历史的独立的研究，即“论从史出”。按照胡绳的说法，这属于研究工作的“第一步”。但是仅仅取得了这种理论性的认识还不够，还需要以这种认识为线索，“把有关的具体的个人、社会集团、阶级的活动如实地展现出来，把本质隐藏在其内的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如实地展现出来”，因为“我们要说明的论点不是干巴巴的教条，而是有血有肉的，和具体史料溶合在一起的结论。”这就是胡绳所说的研究工作的“第二步”。走好了这“更重要的一步”，在历史讲述中恰当地处理“史论结合”问题就有了保证，也才有可能做到吴晗所说的“通过对史实的讲述，把观点体现出来”。
    在1985年发表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一文中，胡绳专门讲到“史论结合”问题。他说：
    所谓“史论结合”，指的是叙述方法。既然我们的研究方法或者这研究过程是“论从史出”，我们已经通过研究得出某些结论（某些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观点，而是针对具体研究对象的观点），也就是弄清楚了哪些材料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弄清楚复杂的历史事实中的相互关系，得出了对历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那么当我们开始叙述时，面前已经不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史料。我们当然要用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统帅这些材料，叙述这段历史。这就叫作观点和材料的结合，以观点统帅材料，这也就叫作史论结合。①
    把这段话和上文介绍的胡绳关于历史研究工作的过程的论述联系起来，从中可以得出两点认识：其一，对历史的研究与对历史的叙述在方法上虽有不同，但后者与前者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只有研究得深刻、全面，叙述才能深入、透彻；没有研究或浅尝辄止，就不会写出高水平的历史著作。其二，历史叙述虽然讲的是研究的成果，但一般说来，它不是简单的复述，而是要以研究所得的认识为指导，选择、组织史料、史实并给以合理的充分的解释，使历史事实、过程既井然有序又丰富、多样、鲜明生动地展现出来。其间还可能发现种种矛盾和疑点，需要对既得的认识做进一步的补充或修订。所以，叙述历史也是历史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是它的继续和最终完成。由此可见，一部讲述历史的学术著作，确确实实应该是独立研究的成果，它固然要讲究写法、讲究辞章，但决不是单纯靠写作技巧、靠形式上的讲究就能成功的。那种不肯下功夫做深入研究，却热衷于写书、出书的做法是写不出好的学术著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