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正是现实因素在历史研究中的深刻而变化着的作用，才使得历史学充满活力，不断生出新意，为人们提供更丰富、更深刻的历史认识。
    可是，按照现实的需要去确定研究的对象和重点，以及怀着某种思想、感情去考察、评析历史，这些既是现实因素也都是主观的因素。而中外有些史学家，正是因为研究历史无法脱离这些主观因素，便否认或怀疑史学有客观的研究，当然更不相信史学能够成为一门科学。与这些史学家的看法不同，胡绳认为，存在上面说的那些“主观”，并不一定会使历史研究失去客观的态度。他说：
    科学研究是要求客观的态度的，就是要求严格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说明事物的。那么，在社会历史研究中人们站在一定的立场上并抱着一定的目的，是不是就必然不会有科学的客观态度呢？……一个医生抱着对病人的同情，对社会健康负责的态度，当然不会妨碍一个医生的工作，而只会使他更加认真。反之，如果是一心一意只为自己的名誉地位着想的医生有时就不会认真地对待他的工作。重要的是要分别出怎样的立场和目的使人们粉饰、曲解和修改历史。为了达到客观的科学的研究，应当“裁抑”的是那种使人们走向片面化的观察和武断的“主观”，而不是任何“主观”都要“裁抑”。（注：此处是针对这段话的上文所引梁启超的话而说的，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欲为纯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36年，第32页）
    他还指出：“我们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去说明历史，但又从实际需要出发着重说明那些应该着重说明的问题。这和任意剪裁历史的主观主义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说，一种“主观”可取不可取，就看它是有助于还是有碍于“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去说明历史”，能否持“客观的态度”成为鉴别“主观”是否正确、适当的标准。在这里，胡绳实际上是把科学性视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根本，是居第一位的。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革命性”，则必须和它的科学性相结合、相一致才能实现；丧失了科学性，也就说不上革命性。只是胡绳没有明确地这样说，而是反复强调二者是完全一致的。他举例说：
    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历史上的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赞成谁和反对谁的态度应当是很明确的，但空洞的歌颂和辱骂并不能表明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如果不认真地收集材料，进行科学的研究，不是通过具体的全面的分析，来使人心服地表明我们对历史的判断，而是使歌颂和反对都成为空话，那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如果为了表现立场的鲜明，甚至走到了曲解事实的地步，使歌颂和反对都达到了夸大的程度，那就更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了。这样做，不但没有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科学性，同时也就丧失了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革命性。
    以上说的道理当然是对的，然而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且不说“文革”中那种以假冒的“革命性”为幌子任意编造历史的“影射史学”，即使在正常的史学领域中，由减损科学性以发挥革命性的事也是有的。如解放前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曾发表过寓有揭露、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统治及其消极抗日含义的历史著作，而至今人们仍不能不承认，这些作品“写历史借古喻今，诚然容易出现非历史主义的毛病，但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却起了揭露敌人，鼓舞人民的积极作用”（注：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可见，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的革命性并非任何情况下都必然和科学性结合在一起。不过，这种只有革命性而缺乏科学性的著作，实际上只应看作是一种启发革命觉悟的作品，而不是科学研究成果。只有科学地研究历史的成果，才能给人们增添历史知识和历史智慧，为当前的社会实践提供可靠的历史依据，从而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历史科学对现实的这种积极作用，才是它的革命性的真义所在。
    按照现实生活的需要去研究历史，仍可以得到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最好的例证就是胡绳自己的历史著作，如《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书写于1947年，于翌年出版。胡绳晚年谈到这本书的写作情况时说，当时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结局已经在望，在这种形势下人们不能不想到对此帝国主义会有什么反应？特别是美国会采取什么行动？为了认识清楚这个问题，他决定考察一下历史上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这就是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目的。这个目的可说是充满了现实性和政治性，然而正像胡绳自己说的，“这种情形并不妨碍作者严格地从历史的真实出发来写自己的书”（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北京六版序言》，《胡绳全书》第5卷，第147页。胡绳还谈到研究和写作这本书的情况：“开头大体上有个模糊的轮廊，在收集和阅读许多材料的过程中，逐渐接近历史发展的种种曲折复杂的现象，逐渐探寻并发现其中的本质，集中理出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这条主线，撇开那些与主线关系不大事情。”见郑惠《师门忆语（二）》（载《百年潮》2001年第2期。）。事实上正是这本书第一次发现和说明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25年五卅运动80多年间中国封建统治者、中国人民、外国侵略势力三者之间的复杂而变化着的真实关系，受到中外史学的肯定和赞扬。此书到1995年止，国内共出了8版，此外还有英文、俄文、德文、西班牙文、日文等译本，在读者中有着长久的影响。
    善于捕捉历史与现实的连接点，在深入揭示历史的真相，研究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的同时，又能适应甚至满足人们认识现实的需要，这也许就是胡绳的历史著作读起来感到“深刻，有味道”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