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南宋朝廷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中，一方面，宋王朝的祖宗家法及宋金战争以来发生的苗刘之变等兵变，促使宋廷对武将始终保持警惕，削夺武将兵权一直都是首要的议题之一；另一方面，北方金军的强大压力，又使南宋君臣不得不对武将有所倚赖。高宗曾说："中兴又须顾祖宗已行法度如何，坏者欲振，坠者欲举，然大不容易"[21]，正表明了南宋朝廷进退两难的处境。川陕由于特殊的地理原因，使宋廷在选择将帅方面不得不慎重。王十朋曾上奏说："川蜀之地，去朝廷最远，尤为虏所窥伺，缓急之际，势必不能相应。……臣以为宜增重四川帅臣之权，俾其便宜从事"[22]。因此，淳熙元年虞允文去世后，吴挺成为四川兵力最强的兴州都统司帅臣的最合适人选，这固然是由于吴挺抗金业绩、才干和人望所致，而吴挺远离四川这段时期表现极佳，淳熙元年六月，宋廷下诏云："王友直，吴挺持身甚廉，治军有律，凡所统驭，宿弊顿除。可并与建节。"[23]因此，力图在抗金上有所作为的宋孝宗，在无人可择的情况下，只有任吴挺兴州都统制的重任。这样，吴氏家族又重新掌握了四川重兵大权。
    吴挺重返四川，使孝宗君臣削弱吴氏家族的努力付之东流，加重了朝野上下臣僚的忧虑，许多臣僚纷纷上奏，力图改变这个状况，试举几例：
    李蘩"宰眉山，校成都漕试，念吴氏世袭兵柄，必稔蜀乱。发策云：'久假人以兵柄，未有不为患者。以武、宣之明，不能销大臣握兵之祸；以宪、武之烈，不能收藩镇握兵之权，危刘氏，唐室，鲜不由此。'吴挺以为怒"[24]。
    《宋史》卷三九一《留正传》："初，正帅蜀，虑吴氏世将，谋去之。至是，朝廷议更蜀帅，正言：'西边三将，惟吴氏世袭兵柄，号为吴家军，不知有朝廷。'遂以户部侍郎丘崈。"
    袁说友上奏云："夫使今日之在蜀者皆如古之贤将，则朝廷可籍为藩篱之托。然而傲戾轻侮之恩，奸勇雄傑之态，类皆将臣之所常有，况栽培涵育，一一是听，久而驯致，遂有不可摇之势。……呜呼，彼其父子久相维，兄弟之相承，结之以士卒，而联之以友党，吏之奉承旨意，民之习熟名字，不啻百年之名，而反其所恃者，则又有可宁之险以为固，不幸而洩其谋，恐非日月可以铢锄者，此臣之所甚虑也。"[25]
    卫径与丘崈书云："其诚切某惟今全蜀之寄，事任雄剧，孰不谓然？有如识者之虑，民困于重征，兵习于世将。"[26]
    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三《上贺参政书》亦云："至于蜀道之远，与夫辇运之近，又有久任而不易者，则非某所敢议也。"
    由此可见，吴挺返蜀重掌四川重兵，在南宋朝野内外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成为这一时期时事的焦点之一，也是南宋臣僚与士大夫议论最多的话题，而中心议题，就是吴氏世将，有可能使宋廷失去对川陕地区的控制，进而威胁南宋政权。所以有这些议论，并不是吴挺有任何僭越之举，也不是南宋臣僚及士大夫对吴挺本身有任何偏见，而是由于南宋臣僚、士大夫是在宋代祖宗家法的约束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由此形成的认识机制中，自然容不得武将专权和世袭的现实。如果说，吴璘的资历、抗金业绩和人望足以消弥人们的猜忌和诋毁的话，那么，吴挺不但人望和才识无法和吴璘相比，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宋金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双方已势均力敌，金人已不具备灭亡南宋的能力，客观形势使宋廷对武将的倚靠有所减弱。其次，吴挺重返四川时，吴氏家族经过吴玠、吴璘几十年的经营后，其势力得到空前的发展，"吴氏三世为将，其族甚大"[27]，不仅吴氏家族的成员在川陕任职人数甚多，且川陕大军中的许多部将都是吴璘、吴挺旧属，这是南宋臣僚难以接受的现实。
    因此，自吴挺返蜀后，其一举一动都引起朝野上下的警觉，限制并最终铲除吴氏家族在四川的势力，成为许多臣僚日夜所思的议题。自吴挺返蜀及死后，宋廷限制并铲除吴氏家族在四川的势力的措施大致有如下几点。
    第一，限制并弹劾吴挺的骄横及被认为是越职之举。《宋史》卷四○三《贾涉传》："涉父伟尝守开江，贻书丞相赵雄，极论武兴守吴挺之横"。最典型的事例，是吴挺以都统制身份劾制置使之举，遭到不少臣僚的非议和责难。"四川关外三大军，自宣抚司废后，得旨：听制置节制。……会黎边有警，胡长文为制置使，乃调绵梓大军二千，合内郡禁军为四千五百，付于成延光并高晃讨之。二人因轻出而败，长文又调剑、阆、利州大军三千往援之。吴挺为兴州都统制，大怒，密劾制司调兵非计，乞正延光、高晃之罪。长文竟罢制置使。……议者谓长文措置失当，诚可加罪，但非吴挺所当劾者也。及绍熙壬子，泸卒张信之乱。……时京仲远帅蜀，调潼川所屯御前军数百往讨之，而兴元都统制复劾仲远擅发兵。……邱宗卿入蜀，即奏，以为三屯远在西北，兵权节制，所寄之于制司，朝廷事计当然。今军帅狃于陵夷，反谓制司擅兴，违戾至此，岂不大失本意？乞下戎司具析，仍责令遵守旧制。三屯颇严惮焉。宗卿所谓狃于陵夷，盖专指挺也"[28]。
    第二，削弱吴挺所辖势力。《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九《利帅东西分合》条云："利路自建炎置帅，或在益昌，或在汉中，未尝分东西也。绍兴十四年，郑亨仲为宣抚副使，……乃奏分利州为东西两路。……乾道初，金州并属东路，而守臣但兼管内安抚司。元年夏，武顺改判兴元，朝臣以其遥制西路军马为不便，乃权合东西为一路，以吴为安抚使。……淳熙元年，吴武穆为兴州统帅，李叔永守兴州，会汤朝美乞分利州东西及金、襄、荆、庐、扬为七路，各置文武二帅。叔永方申明间，而朝美得罪，事遂寝。五年，复分利州为两路，以（吴）挺帅西路兼知兴州。绍熙五年夏，挺卒。……盖赵子直、丘宗卿共议，本以削吴兴之势。……其虑甚远，犹得祖宗遗意。"
    第三，吴挺病重之际，定策不准吴氏后人袭其位，全面铲除吴氏家族在四川的势力。光宗朝，丘崈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崈素以吴氏世掌兵为虑，陛辞，奏曰：'臣入蜀后，吴挺脱至死亡，兵权不可复付其子。臣请得便宜抚定诸军，以俟朝命。'挺死，崈即奏'乞选他将代之，仍置副帅，别差兴州守臣，并利州西路帅司归兴元，以杀其权。挺长子曦勿令奔丧，起复知和州，属总领杨辅就近节制诸军。檄利路提刑杨虞仲往摄兴州。'朝廷命张诏代挺，以李仁广副之，遂革世将之患"[29]。丘崈之议所以得以实施，是因为它同朝廷重臣不谋而合。《宋史》卷三九八《余端礼传》云："兴州帅吴挺死，端礼谓枢密赵汝愚曰：'吴氏世握蜀兵，今若复令承袭，将贻后患。'汝愚是其言，合辞以奏。"又《宋史》卷四○二《张诏传》："先是，赵汝愚为从官时，每奏吴氏世掌蜀兵，非国家之利，请以张诏代领武兴之军。盖汝愚之意欲以吴曦为文臣帅，以杜他日握兵之渐，而未及行也。汝愚既知枢密院，力辞不拜，白于光宗曰：'若武兴朝除帅，则臣夕拜命。'上许之。乃以（张）诏为成州团练使，兴州诸军都统制。"又《宋史》卷三九七《杨辅传》："吴挺病，辅以吴氏世帅武兴，久恐生变，密白二府，早择人望以镇方面。又贻书四川制置丘崈言：'统制官李奭乃吴氏腹心，缓急不可令权军。'崈然之。"可见，防止吴氏世将乃是南宋朝廷内外的一致要求，是"赵子直（汝愚）在枢密院，用丘（崈）、杨（辅）之议"[30]的结果。至此，宋廷防止吴氏世将、铲除吴氏家族在四川势力的各种努力终于顺利地付诸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