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迎奉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
    曹操虽辖有兖州，着力招揽士人，但"赘阉遗丑"的身份一直制约着其事业的发展。如何才能改变形象，与袁绍等人分庭抗礼呢？曹操一直为此而努力。从其发展历程看，其处境发生根本性转变，应该说是在建安元年（196）迎奉汉献帝都许之后，而迎奉汉献帝，荀彧发挥了重大作用。
    众所周知，东汉王朝在黄巾起义后，早已名存实亡。汉献帝又为贼臣董卓所立，先被挟持到关中，受制于李嶒、郭汜之手，后又被白波贼杨奉等挟持到河东。在这种情况下，关东诸多军阀都有条件迎奉汉献帝。清代学者王先谦在《后汉书集解》卷73校补上便说，当时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表诸人"皆尝雄视一时"，其力量足以"匡正帝室"，而"（曹）操之势尚微"，不能与诸强争先。但袁绍等以为汉运已尽，急于取而代之，袁术便是最早称帝号者。这便给曹操提供了一个机会。早在初平、兴平之际，毛玠便建议曹操"宜奉天子以令不臣"，同时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13）胡三省曾说："（曹）操之所以芟群雄者，在迎天子都许、屯田积谷而已；二事乃玠发其谋也。"（14）这是就谋略而言，但实际上当时曹操在兖州立足未稳，还无力付诸实施。此事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是在兴平末年。当时献帝自河东还洛，曹操议迎天子，但幕中发生分歧，有人以"山东未平"为由，极力反对，曹操犹疑未决。在此关键时候，荀彧力排众议，主张立刻迎奉献帝。他指出：
    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为累，明矣。……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15）
    在这段对话中，荀彧力陈迎奉天子是"从民望"、"服雄杰"、"致英俊"的关键，是"大顺"、"大略"、"大德"之举，这在历史上是有成功先例可循的。果然，曹操亲赴洛阳迎奉献帝都许，"挟天子以令诸候"，取得了极大的舆论优势，为其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如所周知，东汉王朝虽名存实亡，但两汉绵延数百年，倡行儒学教化，士人尤重名节，出处去就无不讲求儒家道德规范。就东汉末年的情况而言，谁拥戴汉献帝，谁便取得了"名份"，追随他的士人也免去了失节之忧，从而获取大量的名士人才。对此，王夫之便感叹"三代以下之天下，名之维持也大矣"（16）。当然，在王朝更迭之际，真正殉难守节者毕竟是少数，那些操纵权柄的军阀更无忠义可言，关键是持有"名份"。胡三省便说："名存而实亡，愈于名实之俱亡"（17）。王夫之说得更明白，"夫无君之心"，曹操无异于袁绍，"操之胜也，名而已矣"。（18）
    汉献帝既然只是一个工具，那就有一个利用的问题，利用得好，事半功倍；利用得不好，弄巧成拙。董卓、李嶒、郭汜等都挟持过汉献帝，非但没有获取多少赞誉，反因凌辱天子而遭唾弃。袁绍恐怕也正是看到这一点才有所畏惧的。但从曹操的情况看，他对献帝这张牌使用得很成功，而这一功效的取得，与荀彧居中协调关系甚大。献帝都许后，荀彧任汉廷侍中、尚书令，"常居中持重，太祖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19）。荀彧作为大族名士的"首望"、汉廷的宰辅和曹操的谋主，成为联结士人与曹操的纽带、沟通汉廷与曹幕的桥梁，有效地协调其间的关系，化解其间的矛盾。正因为如此，曹操迎奉汉献帝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袁术之谋士张承、公孙度之谋士凉茂，吕布之谋士袁涣等都以为曹操"功高而德广，可谓无二矣"（20）。其他如关陇、河北、荆襄和江南诸地人士都有类似看法，以至各地士人纷纷投归许都，（21）出现了"是时许都新建，贤士的这使得曹操大夫四方来集"（22）的情形。如王朗、华歆、陈群等中原胜流都是在此前后归附曹操在人才的数量与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袁绍、刘表诸人，并且取得了正统名份，而其他割据者皆沦为偏霸与僭逆，只有坐以待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