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举荐士人：协调曹操与大族名士的关系
    曹操用人重才能，唯才是举，明确提出了"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用人方针，以破除汉末尚名背实，朋党交结的弊失，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以往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片面化的倾向，以为曹操推行"唯才是举"是专用来排斥大族名士的，曹操与大族似乎水火不容。这是简单化的不正确的看法。
    东汉之世，世家大族一直处于左右政局的重要地位，享有各种特权。随着东汉王朝的瓦解，各地区的大姓豪杰之士成为割据政权的社会基础，割据者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起用其士人代表，否则其割据便难以成功。这样，曹操也必须注意招揽大姓名士，以免重演杀一边让而举郡皆反的悲剧。因此，他虽力行"唯才是举"，但"只能从大姓、名士中选用他所需要的人才，也仍然需要大姓、名士推荐他所需要的人才"（23）。依我之见，曹操与世族名士的关系总的说来是以合作为主，这不是故意曲为之解，只要我们将当时其他割据者与大姓名士的关系略作考释，便会明白这一点。如袁绍虽为大姓子弟，但割据河北"征北海郑玄而不礼"，又"逼玄随军"南征，还责命曹操杀杨彪、梁绍和孔融，（24）至于诛杀田丰等人更是有目共睹。公孙瓒据幽州，"多所残害"；"杀害州府，衣冠善士殆尽"；（25）"缵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26）。公孙度据有辽东，对郡中大姓"皆以法诛，所夷灭者百余家，郡中震栗"，甚至掘冢焚尸，以泄其恨。（27）陶谦任徐州刺史，"背道任情"，赵昱等"徐方名士"，或以"忠直见疏"，或以谏争"拘执"，"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28）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29），所谓"英豪"，即指江南名士。据田余庆先生考证，孙氏兄弟先后诛杀了许贡、盛宪、周昂、周昕、周颙、王晟、沈友、高岱等。（30）如再追述孙坚攻杀王容、孙策害陆康的史实，可以说孙氏父子双手沾满了世族名士的鲜血。
    与上述人物相比，曹操有过类似的举动，如他先后杀害过边让、孔融、杨修等名士，但并没有像公孙瓒、公孙度、陶谦等人那样，始终以大族为敌，以斩尽杀绝为快，而是尽力招揽士人，争取他们的合作。曹操这样做，除了有汉献帝都许这一有利因素外，尚有二点因素。其一是他本人虽有阉宦家庭的背景，但他进入过太学，受过良好的教育，与士大夫阶层多有共识，并一再得到桥玄、何颙、许劭、李缵、王俊、袁绍等人的奖掖与好评。（31）故唐长孺先生说："（曹操）虽然出身宦官家庭，但早就挤入了名士行列"（32）。这使得曹操能够与名士交结与沟通。而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荀彧的"居中持重"。他每每在关键时刻劝阻曹操，以免发生过激之举，如阻止曹操拘捕杨彪。更重要的是他从长远计，大量引荐名士进入曹操幕府，逐渐改造曹操政权的性质。曹操收罗人才，荀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荀彧的特殊身份与举荐之力，曹操绝不可能网罗那么多的大姓名士。关于这一点，《三国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载：
    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钟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荀攸后为魏尚书令，亦推贤进士。太祖曰："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或问（钟）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颜子，自以不及，可得闻乎？"曰："夫明君师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聪明，每有大事，常先谘之荀君，是则古师友之义也。吾等受命而行，犹或不尽，相去顾不远邪！"
    上述人物多是汉魏之际大姓名士的代表，后来成为曹魏政权上层的骨干，也成为魏晋士族门阀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荀彧举荐的名士远不止这些，可考者尚有仲长统、孙资、严象、韦康等，后来曹操平定河北与荆襄，荀彧也举荐当地大姓名士。荀彧举人，虽重门第阀阅，但更重才识与德行，故其所荐之人多名符其实，有吏治执事之能。旧史上多称其慧眼识人，用心平允，《三国志》荀彧本传注引《典略》云：
    或折节下士，坐不累席。其在台阁，不以私欲挠意。或有群从一人，才行实薄，或谓彧："以君当事，不可不以其为议郎邪？"彧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来言，众人其谓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类此。
    荀彧所举之才，虽来自北方各州郡，河南、河北、关东、关中皆有代表，但细究其籍贯，尤以颍川人士为多，如荀攸、钟繇、杜袭、戏志才、郭嘉、荀悦、辛毗、赵俨等，这不排除其乡里观念的影响，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颍川是曹操掌握的势力范围，一直是东汉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人才辈出，特别盛产谋略与法治之才，当时人便盛称"汝、颍多奇士"（33）。所谓"奇士"，就是指具有出众政治才能的名士。（34）因此，荀彧所荐人才正与曹操用人唯才的标准相合，如戏志才、郭嘉、荀攸等都是当时一流的谋略家。从另一方面来说，曹操所用人才多来自大姓豪门，这样的人才越多，其政权性质的变化便越大，从而逐渐向大族名士靠拢。同时，荀彧建议曹操重视儒学，倡行教化，即"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又说："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35）很显然，荀彧希望复兴儒学，从而抑止当时盛行的刑名之治。当时陈郡袁涣也提出了类似的政治主张，这都说明了儒家大族人物试图改造曹操政权的意图。当然，这是一个漫长而充满艰难的过程。但荀彧辅佐曹操，"从容与太祖论治道"，使得曹操虽与士大夫阶层间有冲突，但始终以合作为其主流而不至陷入破裂的窘境，从而形成了魏晋士族的一批核心力量，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晋书·荀勖传》载曹操之言曰："荀文若之进善，不进不止；荀文休之退恶，不退不休。"对此，《三国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曰："彧德行周备，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为仪表，海内英俊咸宗焉。司马宣王常称书传远事，吾自耳目所从闻见，逮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由此可见，汉晋间士人无不以荀彧为"仪表"，连一代枭雄司马懿也不忘其提携之恩，崇敬有加。也正是这个司马懿，最终代表儒学大族颠覆了曹魏政权，使历史又回到了东汉时期大姓名士执掌政权的轨道，并逐渐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的局面。这样看来，司马懿对荀彧的崇敬一点也不奇怪。通过这两位历史人物的感情沟通，我们可以深刻地领悟汉晋间历史的变化及其内在的合乎逻辑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