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如何“创造”新文化
    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在谈到“新民”说时，提出“新”之义有二：一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9]（P227）。 这无疑是对“中体西用”的突破。但这种主张毕竟未占主导地位。除复古思潮外，“中体西用”、“折衷”、“调和”等主张，以不同面目竞相登台亮相，讥讽“欧化”趋势。
    “中体西用”派打出了“国粹无阻于欧化”的招牌。该派的理论基础是“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何者，盖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而国之遂终古矣。”它鼓吹“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是故国粹存则其国存，国粹亡则其国亡。”“国粹者，精神之学也；欧化者，形质之学也。无形质则精神何以存，无精神则形质何以立。”其结论，“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实为爱国者须臾不可离也云尔。”[10]
    折衷派以“鉴定”为尺度，斥责前视西方学说如蛇蝎的宿儒，今则视西方学说如神圣，“不计利害，不考得失，而欲一切移植于吾东亚大陆”。他们认为，“天下无有得无失之政治，亦无有利无害之思想。况乎因于人情风俗习惯历史时势之不同，即其有时有利无害有得无失之处，若欲引而用之，亦必察乎我人情风俗习惯历史时势而后定，又何论乎西方之思潮。”其“鉴定”的标准，移入西方学说必须依“人情风俗习惯历史时势”而定[11]。
    调和论“注重”文化的差异，认为文明有“为人类之所同，然必有一二端，为某种人类之所独”，但一些人只重“输入”，“往往不审情势，刻意效颦，苟有先例之可援，便尔步趋之恐后，而与吾国之历史政教风习经验，不无凿枘”。由此，造成政治之扰攘和社会之不宁。这一势头如若不加抑制，其结果只能是“文明日见增进，则冲突日见激烈，而国性亦日见梏亡”。中国的问题“非无文明之为患，乃不能适用文明之为患；亦非输入新文明之为患，乃不能调和旧文明之为患。则夫所以适用之、调和之、去其畛畦、祛其扞格，以陶铸一自有之文明”。“融合中西”的原则，当是“采世界文明之所同，而去其一二端之所独，融合乎世界之所同，毋徒持此摹仿袭取者，慊然自足，夸耀其文明之进步也”[12]。
    直到《新青年》问世，“中体西用”、“折衷”、“调和”派才遭到较为有力的攻击。汪叔潜曾批驳到：“中体西用”派，“纯乎旧者也。彼之旧脑筋、旧观念、旧方法、旧习惯，实与有生以俱来。彼于革新事业，本属格格不入。徒以迫于外势，不得不降心以相从。彼之降心相从，不过为彼之一种手段。彼虽极力敷衍新门面，然所谓旧观念旧方法者，仍随在流露于不自觉。今日新旧混杂之故，实以此为之主动。”“折衷”、“调和”派，以为新旧两者可以并行不悖。认为“新者固在所取法，旧者亦未可偏废。一方面倡维新，一方面又调护守旧……此派言论，对于认理不真之国民，最易投合。且彼自身处于不负责之地位，而能周旋于二者之间，因以为利，彼之自处，可谓巧矣。故养成此不新不旧之现象者，尤以此派为最有力。”作者在文章中，也驳斥了毫无“真知灼见”、毫无“真正信仰”的“盲从”趋新。他指出“中体西用”、“折衷”、“调和”、“盲从”，都是“旧者不肯自承为旧，新者亦不知所以为新”的结果。尽管如此，作者强调“吾恶夫作伪，吾恶夫盲从，吾尤恶夫折衷”，新旧不能折衷和相融，或新或旧，只取其一[13]。
    与之相应，知识精英为融汇西学，从中西历史中寻找例证，制造种种舆论。他们宣扬“希腊民族，吸收埃及腓尼基诸古国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希腊之文明；日耳曼诸族，吸收希腊罗马及阿拉伯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今日欧洲诸国之文明。……自晋至唐，吸收之时代也。宋，消化之时代也。吾族之哲学、文学及美术，得此而放一异彩。”正如“球茎之植物，冬蛰之动物，恃素所贮蓄者以自赡，日趋羸瘠。”同时指出“吸收”自有其“法则”：“吸收者，消化之预备。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食肉者，弃其骨；食果者，吐其核，未有浑论而吞之者也。”“即使强饮强食，其亦将出而哇之耳。”[14]
    “五四”前后，大批文化精英登高一呼，向封建文化宣战，毫不妥协地提出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主张，激起了更大规模的中西文化的论战。陈独秀主张“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15]刘叔雅抨击时人对西方文化的误解：西方只有声光电化之学，至于那修齐治平之道，“身心性命之学”，究非西方人所能有。进而指出误解的后果就是对“旧学”的迷信和“古已有之”的心态：“开动口，提起笔，总是说西洋学问的什么原理原则，是中国古时已经有的，那位圣贤，那位学者早经说过的，西洋的那一科学问，中国古时已经很发达的，西洋学者的那一句话，就是中国古书上的那一句话，说到归结总是中国的古的好，西洋的新的没甚稀罕。”他指出，中西文化的沟通应该是“具有综观世界各系文明的眼光，去了好虚体面的客气，晓得了近世科学的方法性质、价值，明白了学术之历史的发达路径，……要照这样的沟通，中国的玄学心学政治哲学人生哲学，可以和西洋学术沟通的处所多着哩。”[16]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不是“盲从”且目的明确。陈独秀曾正告，“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用胡适的话来说，则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7]
    这一时期，“中体西用”僵而不死，“八面锋”式的调和论者，仍在叫嚣西洋文化的那种“廉价的贩卖”。不过，“欧化”也还是浮躁的“食洋不化”：“在石子路上铺了些泥砂，就算是马路，在旧式的房屋外面砌了些红砖，就算是洋楼，这是中国人心目中之西洋建筑。把长短句的词曲提了行，当作新诗，把《感应篇》一类的善书翻成了白话，当作民众文学，这是中国人心目中之西洋文学。打着锣鼓的新戏，时装美女的月份牌，这是中国人心目中之西洋艺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周朝所行的井田罢，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孔子所说的中庸罢，这是中国人心目中之西洋学术和社会思想。美国的总统制，可以拥护袁世凯的大权政治，法国的内阁制，可以解释段祺瑞的解散国会，这是中国人心目中之西洋法制和西洋政治。”[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