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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昭明太子萧统编辑的《文选》卷三六中，收有南朝齐梁时期的策秀才文三篇。这为我们了解当时察举对策制度与帝国政治的关系，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这些策题的文字，全都骈四骊六，典雅精巧，是典型的南朝时尚的文体。不过，透过其雕琢的辞藻而细绎其思想内容，人们依然可以发现一些颇有意义、值得深究的东西。
    南朝君主，常常亲临朝堂策试秀才、孝廉。在这个时候，策题由文士们拟制，而以君主的名义下达于秀孝。三篇策文之中，《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是著名文士王融为齐武帝所作；其中有这样一首策题，我们准备专门探讨：
    又问：闻上智利民，不述于礼；大贤强国，罔图惟旧。岂非疗饥不期于鼎食，拯溺无待于规行？是以三王异道而共昌，五霸殊风而并列。今农战不修，文儒是竞，弃本殉末，厥弊兹多。昔宋臣以礼乐为残贼，汉主比文章于郑卫，岂欲非圣无法，将以既道而权。今欲专士女于耕桑，习乡闾以弓骑；五都复而事庠序，四民富而归文学。其道奚若，尔无面从！
    策题之末"其道奚若，尔无面从"一语，是要求对策的秀才们必须直言不讳，不必顾虑与君主的意见抵牾不合。当然也可以把此语看成是例行的套话，不过就这首策题所问，就不完全是如此了。因为，这一策题竟公然采用法家说法，这是相当引人注目的。
    "上智利民，不述于礼；大贤强国，罔图惟旧"，对这一论点人们毫不陌生，它本是来自法家巨擘商鞅。李善注引述曰："《史记》，商君说秦孝公曰：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这显然正是策题中上述语句之所本。我们也记得《商君书·更法》的如下论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那么，策题中"三王异道，五霸殊风"一句，原来也是商鞅之旧旨，而且明明有王霸兼综之意，辞旨非常鲜明。
    这样一点，在王融为齐武帝拟制的《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亦见《文选》同卷）中，也同样有所表露。这篇《策文》的第三首策题，首以"议狱缓死，大《易》深规；敬法恤刑，《虞书》茂典"一语，揭出德刑关系之论题，并随即在文中作如下议论："访游禽于绝涧，作霸秦基；歌鸡鸣于阙下，称仁汉牍。二途如爽，即用兼通。"语中先用战国赵国（秦赵同祖，"秦"谓赵也）；董阏于治上地事，他认为应该使法制如绝涧之陡峭；次句用典出自汉文帝废肉刑事，这项改革的契机是缇萦救父之举，据说她曾在阙下作《鸡鸣》之歌。这两句话，一以明严刑峻法之"霸道"，一以明宽仁慎刑之"王道"。这王霸二道的关系，在齐武帝看来，是"二途如爽，即用兼通"，其意正如李善所注："轻重二途，似如差爽；就其用也，彼此兼通，言俱济时。"将齐武帝的态度宗旨，诠释得极为明晰。将永明九年及十一年两篇《策秀才文》相互印证，其中所共同体现的"王霸兼综"思想，就更为显豁了。在佛理玄谈、经术文辞弥漫于时的南朝，突然有帝王在朝堂之上公开发出法家论调，确实给人以突兀醒目之感。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又谓："今农战不修，文儒是竞，弃本殉末，厥弊兹多。"这个批评可谓是深中时弊。南朝文义大盛，士族文人驰骋词采蔚成时风。钟嵘《诗品序》所谓"膏粱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南史·文学传序》："或克荷门业，或夙怀慕尚，虽位有穷通，而名不可灭。然则立身之道，可无务乎！"士族以雄厚的家族文化为精神寄托、"立身之道"，甚至作为政治评价标准--史称魏晋取人尚玄言，而南朝取人以文史。这种文化习尚，极大地销蚀了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政治精神，构成了江左政治萎靡的重要因素。值此之时，帝王利用秀才策试之机，公然强调"农战"为本而斥"文儒"为末，应该说是个很不平常的事情了。
    尚"农战"而鄙"文儒"这种态度，也是渊源有自。李善注："《商君书》曰：国待农战而安，君待农战而尊。"策题的这一论调，原本也是来自商鞅。商鞅曾以礼乐为"六虱"，又韩非曾以儒士列"五蠹"，而这篇策题，也正有"以礼乐为残贼"、"比文章于郑卫"之说。对"昔宋臣以礼乐为残贼"一句，李善注："宋臣，墨翟也。"查《墨子·非儒》："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汉主比文章于郑卫"，"汉主"指汉宣帝，其论辞赋"辟如女工有绮彀，音乐之有郑卫"之说，见《汉书》卷64《王褒传》。五臣注："今田农及兵战之事并不理，文儒之人皆向驰竞。"这正是齐武帝为之痛心疾首者，而且众所周知，这也正是南朝政治之最大弊端所在。这篇策题的矛头所向极为鲜明，且"残贼"、"郑卫"这种比拟，在措辞上也是异乎寻常地峻厉峭刻。
    下文又曰"岂欲非圣无法，将以既道而权。"对"既道而权"四字，李善引《公羊传》为注："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其文原出《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张铣注："贱礼乐文章，岂欲废先王之道，而以为无法乎？以穷道而权时之宜。既犹穷也。"这大致说清了文句之旨。不过释"既"为"穷"则未必妥当。《公羊传》桓公十一年："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行权有道"谓"行权"终不离"道"；而"既道而权"，则是"道"、"权"兼综之意。对策题所谓"道"、"权"究竟何指，后文还将有所讨论。对《公羊》"反经合道"的"行权"主张，论者或以为是今文家兼采法家之证。那么，下文中公然提倡"耕战"，就不奇怪了："今欲专士女于耕桑，习乡闾以弓骑；五都复而事庠序，四民富而归文学。"说是将令士女全力务于耕桑弓骑，先行搁置了庠序、文学之事；待收复失地、民富国安之后，再务于文艺不妨。这种主张在当时之必不能行，是没有疑问的；然而南朝士族以文化为立身之本，在社会名流普遍地耽迷辞藻、鄙薄农战之时，齐武帝策问秀才作如是议论，确实是惊世骇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