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诸葛亮也富有法术倾向。刘备曾遗诏后主阅读《六韬》、《商君书》，并提到诸葛亮曾为后主抄写《申》、《韩》、《管子》、《六韬》之事。故王夫之谓诸葛"与先主皆染申、韩之习"[⑥]。宋儒朱熹论诸葛亮曰："若其规模，并写《申子》之类，则其学只是伯。"[⑦]吴国统治者孙权，科法严峻。其臣下张纮有"人君承奕世之基，据自然之势，操八柄之威"等语，所言多法家精义。又南阳谢景，善刘廙"先刑后礼"之论。吕思勉因云："然三国开创之君臣，实皆用此（法术）以致治。"[⑧]时至晋初，仍有一些"详辨刑名，该核政体"的优秀法学家，如刘颂、杜预、张斐等。又鲁胜治墨辩实以刑名为主，采诸众杂集为《刑》《名》二篇，服务于"政化"。
    钱穆先生曾论曰："西汉初年，由黄、老清净变而为申、韩刑法。再由申、韩刑法变而为经学儒术。一步踏实一步，亦是一步积极一步。现在是从儒术转而为法家，再由法家转而为道家，正是一番倒卷，思想逐步狭窄，逐步消沉，恰与世运升降成为正比。"[⑨]此论极有见地，不过还是有些简单化了。对于是谁"转而为法家"，又是谁"转而为道家"，仍然需要进一步分疏。据田余庆先生对汉晋士族发展历程的细微考察，魏晋士族门阀都有一个"由儒入玄"的过程。士族名士的文化形态构成了其精神寄托、保障了其社会地位，却对专制官僚政治赖以正常运作的文化秩序，造成了消解和腐蚀。曹魏统治者曾求助法术以制"浮华"之弊。儒学大族司马氏转崇儒术、尚礼法，虽已意味着治术之趋于迂缓，但面对玄虚放诞之风，这毕竟仍有矫俗励世之意。对于那些玄学名士们，"论经礼者，谓之俗生；说法理者，名为俗吏"[⑩]，儒术、法术，均为其所不屑者。反过来说，此期的儒术与法术，对于维系专制官僚政治，在某种意义、某种程度上，是构成了盟友和联军。
    至东晋以下，专制君主及事功派官僚所能保守的残余思想阵地，主要就是儒术了。但刑名法术之学并未全然消声匿迹。晋元帝曾有强化君权、压抑权臣意图，这时他就对申韩之学流露出了特殊的兴趣。《晋书》卷49《阮孚传》："时帝（元帝）既用申韩以救世。"同书卷73《庾亮传》："时帝（元帝）方任刑法，以《韩子》赐皇太子。"
    葛洪《抱朴子》之《内篇》皆道家之言，然而其书《外篇·用刑》，却是这样强调"刑"之重要性的："世人薄申韩之实事，嘉老庄之诞谈。然而为政莫能错刑，……道家之言，高则高矣，用之则弊，辽落迂阔。"当其立足法治视角之时，"申韩"所务明明是"实事"，老庄道论就成了"辽落迂阔"的"诞谈"了。其书《审举》篇对"今在职之人，官无大小，悉不知法令"提出批评，主张察举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试之如试经，高者随才品叙用"，也显示了葛洪对法制的重视。
    又东晋李充"幼好刑名之学，沈抑虚浮之士"；王坦之"有风格，尤非时俗放荡，不敦儒教，颇尚刑名学，著《废庄论》"。唐长孺先生认为，李充、王坦之等抑虚浮的主张，仍不出玄学窠臼。[11]唐先生所指出的这一点，确实不能忽略；不过这仍如叶适的看法："然当时能如此者，便已自立于流俗，士安可不振尘濯缨，加于人一等哉！"[12]尽管李、王等人未能摆脱玄学影响，仍是自觉不自觉地借助了玄学式的论证，但他们公然崇尚"刑名"，揭举"抑虚浮之士"、"非时俗放荡"之旨，这明明是个更重要的方面，仍可称是唐中佼佼。
    北朝情况颇不同于江左。军功贵族崇尚武功吏治，军国大政不甚受制于士人之政治文化论说，他们的强化君权法制之举，往往更多地来自局势和实践的推动，不一定借助于学者的一家之言，包括法家著述。不过，在此我们仍然看到了法术的踪影。《魏书》卷33《公孙表传》："初，太祖（道武帝拓跋圭）以慕容垂诸子分据势要，权柄推移，遂至灭亡；且国俗敦朴，嗜欲寡少，不可启其机心而导其利巧，深非之。表承指上《韩非书》二十卷，太祖称善。"《资治通鉴》系其事于晋安帝隆安四年："博士公孙表希旨，上《韩非》书，劝以法制御下。"陈寅恪推测说："其事固出于迎合时主意旨，或者法家之学本公孙氏家世相承者，亦未可知也。"[13]正在率领鲜卑族迈入官僚帝国体制的拓跋圭，对以"尊君卑臣"为尚的韩非著作，看来是一见倾心。
    北周太祖与苏绰的君臣投契，法术也曾构成了其间纽带。《周书》卷23《苏绰传》："遂留绰至夜，问以治道，太祖卧而听之。绰于是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语遂达曙不厌。诘朝，谓周惠达曰：'苏绰真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台左丞，参典机密。自是宠遇日隆。绰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据《周书·儒林传》："近代之政，先法令而后经术。"《隋书·儒林传序》亦追溯道："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笔。"语中"左右"犹言"东西"，指北齐与北周。
    对法术的重视，断断续续地延续到了隋帝国。《隋书·循吏传序》："（隋）高祖，……不敦诗书，不尚道德，专任法令，严察临下"；同书《刑法志》："高祖性猜忌，素不悦学，既任智而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这与隋代专制官僚政治的重振，显然具有内在的相关性。
    由上可知，汉政"霸王道杂之"倾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依然不绝如缕。三国君主诉诸法治的意图，至东晋犹见余响；北朝从拓跋圭、苏绰、宇文泰至隋文帝，一脉相承。而南朝的草蛇灰线，亦不无可寻。我们引述于此的《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就进一步补上了南朝法术之学的缺环。
    这首《策秀才文》中的上述策题显示，就是在南朝这个崇尚靡丽玄虚的政权之中，依然有君主与士人在读法家之书，作法家之谈；依然听见法治的呼吁，看得到法术的影踪。并且，它还不止是羞羞答答的窃窃私语，而是在王朝的"抡才大典"秀才策试上，毫无忌惮地公开向臣民们表达出来的。东晋元帝乞灵于法术，其直接意图是抑权臣、强君权；而宋齐以来"主威独运，权不外假"，皇权业已复振，齐武帝与王融的法术言论，遂转为以"耕战"抵制"文儒"。面对社会根深蒂固的浮华虚诞风气，《策秀才文》中的呼吁不过是杯水车薪，当然难收实效；但这种议论出现的本身，却不是毫无意义的。它显示，即使在南朝，君主对于官僚法制，依然有其本能的追求；其振兴官僚政治、革除士族政治之弊的欲望，并未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