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也能够反映王融的思想，我们同样有案可稽。王融其人，被齐武帝以"不堪经国"之目；在《南齐书》中他与"直以雕虫薄伎，见齿衣冠"的谢朓同卷，也许有人会以为他属白面书生一流。但缺乏治国的吏才，不等于说他没有治国的志向。据《南齐书·王融传》，齐武欲北伐，使人画《汉武北伐图》，使王融掌其事，"融好功名，因此上疏"，在其中抒发了自己"执殳先迈，式道中原"，"系单于之颈，屈左贤之膝，习呼韩之旧仪，拜銮舆之巡幸"的宏愿。这篇疏文，严可均《全齐文》卷12题作《画汉武北伐图上疏》，而《艺文类聚》卷59题作《答敕撰汉武北伐图赋启》[③]。据《类聚》的这个命题推断，当时王融还曾经应齐武帝之命，另外撰有《汉武北伐图赋》一文。再查《类聚》同卷，还载有王融《劝高帝北伐启》一篇。那么，早在齐高帝之时，王融就已经有北伐主张了。这个久已有之的抱负，与齐武帝的北伐意向，大约是一拍即合。
    那么我们循此推测：这君臣二人的北伐意向以及相应的事功精神，显然就同时体现在《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之中了。《南齐书·王融传》："王融生遇永明，军国宁息，以文敏才华，不足进取，经略心旨，殷勤表奏。若使宫车未晏，有事边关，融之报效，或不易限。"就是说，王融的素怀心旨，本在于经略军国、报效边关；他"以文敏才华，不足进取"，这与《策秀才文》中"今农战不修，文儒是竞，弃本殉末，厥弊兹多"一语，岂不正是异曲同工么？本传还记载到，王融曾向皇帝请求私集部曲以待北伐，后来"召集江西伧楚数百人，并有干用"，看来他为北伐事，确曾从事过实际准备工作。尽管王融可能实际上是志大才疏，但《王融传》评价王融"夫体国经远，许久为难，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其贾谊、终军之流亚乎！"看起来并不全是无根之谈。
    更可注意的是，王融在《画汉武北伐图上疏》中，是这样叙述自己的素所习尚的：
    窃习战阵攻守之术，农桑牧艺之书，申、商、韩、墨之权，伊、周、孔、孟之道。
    将此与王融拟制的《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中上引策题联系起来，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了。在那篇策题之中，充斥着商鞅、韩非的论调；而在此《上疏》中我们又看到，王融自称其素来究心研习者，恰恰就有申不害、商鞅、韩非之术。《策秀才文》那一策题还有"宋臣以礼乐为残贼"一句，如前所述，其引据的乃是墨家之说；而据王融疏文所称，他恰好就研读过墨子之书。王融疏文中把"申、商、韩、墨"之学视之为"权"，而把"伊、周、孔、孟"之学称之为"道"，那么《策秀才文》中"岂欲非圣无法，将以既道而权"一句，其所指涉的"道"、"权"二字到底为何物，也都有了具体的着落；并且我们对《策文》"王霸兼综"的倾向，由此也就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那就是欲以"申、商、韩、墨"，济"伊、周、孔、孟"之穷。最后，《策秀才文》中欲使士女习农战、弓骑之语，与王融的如上标榜--他自己曾习"战阵攻守之术，农桑牧艺之书"，似乎也应有内在的关联。另据《南齐书·王融传》，他曾经在另一份上疏中自称"早习军旅"；《传》又记其"晚节大习骑马"，也反映了他因为有志北伐立功，而对"弓骑"之事尤其热衷。也就是说，《策秀才》文的措辞立意，与王融《画汉武北伐图上疏》，居然是可以一一对应、丝丝入扣的。
    3
    以上考察说明，《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代表了齐武帝和王融共同意见，体现了浓厚的事功精神，具有纠矫靡风和针砭时弊之意，是一篇具有鲜明法家色彩的文献。确实不能过分夸大这篇小文的功效和意义，但就魏晋南北朝时的法术之学而言，它还是能够提示某些有价值的线索。
    战国变法的成就，不能不归功于法术之学的指导。汉政以"霸王道杂之"为本，"霸道"代表了帝国政治中依赖法制、崇尚事功、重用法吏的方面。章太炎："东京之末，刑赏无章也。儒不可任，而发愤者变之以法家。……名法之教，任贤考功，期于九列皆得其人，人有其第，官有其位。"[④]其人如王符、崔实、仲长统等。魏晋以下玄风大畅，儒法冲突一变而为儒道冲突。不过强调"循名责实"的法术之学仍与儒术一起，构成了维系官僚政治的因素之一。
    曹操"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王夫之评曰："曹孟德惩汉末之缓弛，而以申韩为法，臣民皆重足以立；……故纲纪粗立，垂及于篡，而女谒宵小不得流毒于朝廷，则其效也。"[⑤]魏明帝"特留意于法理"，这种政治作风，显然也承于曹操。其时法术之学，又如刘廙主"先刑后礼"之论，出自颍川法律世家的钟会曾作《道论》二十篇，实为刑名家言。刘劭所作《人物志》，为名理学代表作。《隋书》卷34《经籍志》二"法家类"，对此期记有刘劭《法论》、刘廙《政论》、阮武《正论》、桓范《世要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