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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策题是王融起草的，那么它所体现的法术精神，有可能是王融的思想，齐武帝仅仅是例行公事地加以认可采用；同时也可能直接就是齐武帝的意见，王融不过是一位执笔传达者而已；此外还有第三种可能，就是它同时地反映了王融、齐武帝的思想。我以为，这最后一种可能性，是最大的。
    《南史》卷77《恩幸传》："（刘）系宗久在朝省，闲于吏事。（齐）武帝尝云：'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其重吏事如此。"将齐武帝的这段议论，与其策问时的论调联系起来加以观察，显然就能发现内在的一致性。说沈约、王融这类"唯大读书"的学士"不堪经国"的，岂不正是因为，就是这些舞文弄墨的学士造成了"农战不修，文儒是竞，弃本殉末，厥弊兹多"吗？[①]齐武帝在励精图治、注重农战上，确有可资称道处。《南齐书》卷3《武帝纪》："上刚毅有断，为治总大体，以富国为先。……御衮垂旒，深存政典，文武授任，不革旧章，明罚厚恩，皆由上出，义兼长远，莫不肃然。"他曾令刺史案部"严课农桑，相土揆时，必穷地利"，这与《策秀才文》"欲专士女于耕桑"之旨，想必是出于同一考虑。
    在策题中，齐武帝还声称将"习乡闾以弓骑"。齐武帝对军务戎政的重视，可以找到事实作为旁证：在齐武帝时，我们恰好就看到了频繁的"讲武"之举。对南朝"讲武"之礼，陈戍国先生《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有考[②]，希读者参看。在此，我们则准备对其时君主"讲武"的频度进一步加以比较。据《南齐书》卷3《武帝纪》：永明二年八月，"车驾幸玄武湖讲武"；永明四年春闰月，"车驾幸宣武堂讲武"；永明六年九月，"车驾幸琅邪城讲武，习水步军"；永明九年九月，"车驾幸琅邪城讲武，观者倾都，普颁酒肉"；永明十年冬十月，"车驾幸玄武湖讲武。"
    《南史》卷4《齐本纪上》所记略同，惟少永明十年冬十月一次。我们发现，在永明时代的短短十余年中，齐武帝就有多达五次的"讲武"之事。
    只有通过对比，才能显示齐武帝之频繁"讲武"是突出现象。为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江左五朝的类似事件。《宋书》卷14《礼仪志》一，"晋武帝泰始四年、九年、咸宁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临宣武观，大习水军。"看来西晋武帝时，是个讲武阅兵较为频繁的时期。不过"自惠帝以后，其礼遂废"，世入东晋，除了两次小规模的"教习"、"戏兵"之举以外，"朝廷无事焉"。宋文帝再兴其事："太祖在位，依故事肄习众军，兼用汉魏之礼。其后以时讲武于宣武堂。元嘉二十五年，大搜于宣武场。"据《宋书》卷5《文帝纪》，文帝元嘉五年正月曾"车驾临玄武馆阅武"、元嘉二十年二月曾"车驾于白下阅武。"这三次阅武活动，与宋文帝北代意向，应该是相关的。又据同书卷6《孝武帝本纪》，孝武帝曾于孝建二年九月"车驾于宣武场阅武"，大明五年二月"车驾阅武"，及大明七年春"于玄武湖大阅水师"，十一月再次"习水军于梁山"。《纪》称"孝武帝雄决爱武，长于骑射"，这或许与其四次阅武有关。
    在齐武帝之后，其事亦见于梁陈。《隋书·礼仪志三》："梁陈时，依宋元嘉二十五年搜宣武场。"不过据《梁书·武帝纪》，在梁武帝近50余年的统治期间，郊祀明堂藉田之礼不废，更时时登座讲经，舍身佛寺，讲武之事却只有大同四年九月的一次"阅武于乐游苑"。仍据《梁书》本纪之载，梁武帝曾于天监六年九月"改阅武堂为德阳堂"。按儒家思想，仁德为"阳"而兵刑为"阴"，梁武此举，似在申明偃武修文之意，借齐武帝的说法，是要"弃本殉末"了。至于陈朝，据《陈书》本纪，陈文帝天嘉元年八月、陈宣帝太建十一年八月及陈后主至德四年九月，各有一次"阅武"活动。
    这就是说，就史料所见比较，除南齐武帝外，刘宋文帝时的三次阅武及宋孝武帝时的四次阅武，在南朝可算是频率较高的；而齐武帝十年左右之五次"讲武"活动，则显然更胜一筹，其密度在江左诸朝，毫无疑问是首屈一指。如果据此断言齐武帝对战阵弓骑之事格外经心留意，似无大谬。将此与《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的"农战"精神联系起来，应该说很有意义的。
    就有关史料考求，还可进一步发现相关线索。《南齐书》卷47《王融传》："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画《汉武北伐图》。"按，齐武帝卒于永明十一年秋七月，而《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正产生在"永明末"，应当为永明十一年年初的作品。而且永明九年、十年引人注目的连续两次"讲武"，也都在"永明末"。那么我们就可作进一步推测：策题中的"今欲专士女于耕桑，习乡闾以弓骑；五都复而事庠序，四民富而归文学"之言，并不是泛泛之谈；我们将之与"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一事联系起来，是有足够理由的。《策秀才文》"农战"的思想，与齐武帝北伐五胡收复失地的雄心，看来是一致的、相关的。当然不必把这"北伐"看得太实，它未必有具体的战略安排；我们只是说，齐武帝为朝廷树立的这个政治目标，对吏民至少有激励、振作和号召之功，这就足够了。正是为此，他才有频繁的"讲武"之举；也正是因为齐武帝怀有追踪汉武而"复五都"的抱负，才在秀才策题之中，发出了"农战"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