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普罗文学的则有茅盾和新月派。茅盾是从“侧面”反对普罗文学的。他的主张大致如此：首先，中国革命的前途，还不能丢掉小资产阶级；所以要描写小资产阶级生活，为小资产阶级诉苦也是革命文学。其次，所谓普罗文学家技巧太恶劣，只是标语口号文学。再次，中国无产阶级的智识很浅，绝不会懂所谓普罗文学家的作品，也不会看到他们的作品，所以应当把文艺的对象，转换成小资产阶级。以梁实秋、徐志摩、胡适为代表的新月派则是绝对反对普罗文学。梁实秋在《文学与革命》一文中，充分表达了他们的意见：在文学上讲，“革命文学”这个名词根本就不能成立。在文学上，只有“革命时期中的文学”，并无所谓“革命文学”。文学一概都是“以性为本”，绝无阶级的分别。文学作品创作出来以后，即不属于某一阶级，亦不属于某一个人，而是人类所共有的珍宝。
    1930年，中国文艺界出现了新的分化。普罗文学派的创造社、太阳社诸人，和反对普罗文学的鲁迅、茅盾、侍椼等人，结合而成左翼作家联盟。张资平、周毓英等则脱离创造社，与陈勺水另立门户，打出真正老牌商标的普罗文学招牌，出版《乐群》，非难左翼作家[27]。
    （四）注音字母运动
    中国字难写难识，对提高民智、普及教育，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有人提出由形体字改为拼音字母。远如明末方密之所著《通雅》已有此意，清初刘继壮所著《新韵谱》，主张拼音文字。
    海禁既开以后，基督徒卢赣章著《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一书，以罗马字为根据，分总字母、总韵脚，55字母拼合而成。后改为新字初阶，在福建很为流行，却被学部等机关否决。作者心志高远，自己印行，改称《北京切音教科书》，封面题对联一幅：“卅年用尽心机，特为同胞开慧眼；一旦创成字母，愿教吾国进文明”。另外，苏州人沈菊庄的《盛世元音》、福建人力子微的《无书自通切半音官话书》、广东王煜初的《拼音字谱》、无锡吴稚晖的《豆牙字母》也相续问世。但影响最大的要算王照著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的《简字全谱》也是很具声势。其时创造新字的构思各异：有简化笔画为字母而与劳氏略同的，如杨瓊的《形声通》与黄虚白《汉文音和简易识字法》；有兼具速记符号的，如刘兴恩的《音韵记号》；形如满文的，如马体乾的《串字音标》；字形如乐谱符号的，如郑铎灵的《简易新字》；使用罗马字拼音的，如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书》、朱文态的《江苏新字母》、基督教的《闽广土语福音书》。
    民初，为了普及教育、统一语言，全国音韵专家共同商讨，制定出了注音字母，轰动一时，但未能推广。20年代初，瞿秋白主张拉丁化中国文字，写成草稿（后改为中国新文字方案），并在苏联中国劳工中试验。上海中文拉丁化研究会出版《中国话写法拉丁化--理论·原则·方案》一书，宣传从方块字到拼音字，只有实行拉丁化运动，惟此，才能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准。《注音民众小报》“出版预告”宣称，只需25天就可扫盲。一些人针锋相对地提出，汉字并不会阻碍教育的普及。政府鼓励争论，《中央日报》提供“每周专论”作为讨论的园地。当时，很多文化名流极力支持拉丁化。鲁迅在支持“大众语”的同时，指出汉字和大众语，势不两立，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即拉丁化）：“方块儿的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有力工具，不单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的可能，就是有钱有势的特权阶级，化费一二十年的功夫，终究学不会的也多得很”，“所以汉字也是中国劳动大众身上的一个大疮瘠”。吴稚晖与鲁迅一样赞同拉丁化文字，他认为，拼音文字是可以同大多数人说话，又为大多数人容易学习的文字。陈卫道、郭沫若也参予了汉字拉丁化运动。陈卫道认为，“方块字的被废止，正如金文早骨文之被废止一样的必然。”[28]郭沫若则指出，拉丁化的文字非常易学[29]。在争吵之中，国民党八中全会的“教育决议案”，就“注音识字”，明文规定：“大量编印注音国字之通俗画报及刊物”和“积极推行注音识字运动”。1933年4月4日，教育部批复“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的建议，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采用注音符号留声机片及课本，积极推行注音符号。这是对汉字拉丁化运动的极大的支持和鼓舞[30]。
    人类文化学家泰勒有句名言：“文化的科学，基本上是一门革新家的科学。”正因如此，文化的开新与整合，就不可能十全十美。我们有必要重温半个世纪前一位学者的话--“现在的知识分子不过是一座桥梁。他们的功用只是让后来的新兴知识分子自上面走过，去作将来建设新中国的主人。”[31]
    【参考文献】
    [1]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J].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04-01.
    [2]君实。新文化之内容[J].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号，1920-10-10.
    [3]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J].东方杂志，第23卷第17号，1926-09-10.
    [4]陈启天。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J].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1920-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