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地说，学生运动对白话文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五四”、“六三”事件后，各地学生团体出版了《星期评论》、《建设》、《解放与改造》（《改造》）、《少年中国》等大量的白话报刊。一年以后，日报也渐渐发生变化：原来往往记载戏子与妓女的新闻的“附张”，多改为刊登白话的论文、译著、小说和新诗。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变化最为显著，成为宣传白话文的重要阵地。甚至军人、政客也聘请学生出任其所辖报纸的“附张”的编辑。一时间，白话文蜂起。
    1919年底，伧父（杜亚泉）发表《论通俗文》，提出“白话文”和“通俗文”的概念及其适用范围。在他看来，白话文“以白话为标准者，其能事在确合语调，记某程度人之白话，则用某程度之语调。若老人、若青年、若妇孺、若官吏、若乡民、若市侩、若盗贼。其语调可一一随其人之程度而异。此种文体可以为显示真相之记事文，可以为添加兴趣之美术文。用之于小说为宜。”而通俗文则“以普通文为标准者，所用名动状词及古典成语之类，概与普通文相同，惟改变其语助词，使合于语调，其不能变改者仍沿用之。此种文体，可以作新闻，可以为讲义，演之于口，则可谓之为高等之白话。详言之，即通俗文者，不以一般人之白话为标准，而以新闻记者在报纸上演讲时事之白话为标准，此等白话，非一般的白话，除少数之记者教师以外，现时殆无人应用此白话者。”他还特别指出，现时大众传媒流行的文体，是所谓通俗文而非白话文。通俗文不能迁就白话文，高度的学术思想，决非低度的语言所能传达，否则也就不能担负增进文化的责任。在文章中，他还主张各种文体“在文学范围中，当兼收并蓄”：“无论何种文体，皆有其特具之兴趣，决不能以他种文体表示之。史汉文字之兴趣，非六朝骈体所能表，六朝骈体之兴趣，非唐宋古文所能表。即同一白话文，水浒传之兴趣，不能以石头记之白话表之。”但他希望以“通俗文”作为应用文体[25]。
    时势所趋，1920年，《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大型杂志也都渐渐白话化了。10月，白话被称为国语。12月，教育部训令，要求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从当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很快出版了几部小学和中学使用的国语教科书。
    虽然如此，反对的声浪并不曾完全消失，但始终没有一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反对论。1922年，梅光迪、胡先骕几个留学生在南京出版《学衡》杂志，反对白话文，却也未能说出所以然来。1925年，有几个省公然禁令白话文，这可算是反对派的突出表现。白话文就是在与反对派的辩驳中，既普及了教育，又催生着新文学。
    （二）大众语运动
    大众语运动是针对汪懋祖的“读经运动”和许梦因的“提倡文言”而展开的。陈望道、叶圣陶、陈子展、徐懋庸、曹聚仁等人，认为白话文运动不够彻底：知识分子所写的白话文，还只是士大夫阶层所能接受，是一种新绅士的语言，和一般大众无关，也不是大众所能接受，与大众口语相差更远。1934年夏，他们提出了“大众语”的口号，征得《申报》“自由谈”编者张梓生的同意，以“自由谈”作为“大众语”运动的讲坛。陈子展打头炮，提出“文言--白话--大众语”这一课题。半年来，一批学者，仅在“自由谈”就发表了20多篇文章，极力主张“大众语”。
    所谓“大众语”要符合以下的基本条件：第一，大众语文学不仅是给大众听的，而且是大众自己所写的。已往的文言文和白话文，可说是知识分子的专利品……现在要使大众来运用这工具，由大众来创作大众语文学，所以开宗明义第一件事，要训练知识分子以外的大众作家，要从农民、工人、店员中训练起来。第二，大众语文学的基础工作，先要在方言文学上奠定基础。应该发展多元的方言文学，即是使大众接近笔头，由此逐渐可以完成一元的大众语文学。第三，大众语文学不仅是形式问题，而且是意识问题。要除去已往的矜持态度，大胆地采用各社群的口头语。第四，已往的字典辞典以及种种类书，都是陈述死人的词语，和大众不发生关涉。要重新整理已往的字典辞典，重新编订活的大众语文辞典。
    “大众语”口号一提出，引起热烈反响。黎锦熙出版《国语运动史话》，大力支持“大众语”运动。胡适发表《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抨击汪懋祖、许梦因等人的错误言论。读经运动和文言复兴的声音，随之低沉下去。
    但就支持“大众语”的学人而言，他们对“大众语”仍是心存疑虑。胡适指出，能否创作出大众“看得懂”、“听得懂”的作品，关键在于心里眼里有没有大众，关键在于“到民间去”。这一点是不容易做到的[26]（P276-282）。
    （三）普罗文学运动
    普罗文学又叫普罗列塔文学，是英文Proletarian的音译， 即无产阶级文学，革命文学，或新兴文学。1928年春，这种思想观念影响到了中国。以创造社、太阳社人物为中坚，深表赞同。这些人物主要包括郭沫若、成仿吾、王独清、李初梨、彭康、冯乃超、蒋光慈、钱杏、杨村人、叶灵凤、潘汉年、潘梓年、洪灵菲、郑伯奇、田汉、沈端先、傅克兴等人。他们出版了《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流沙》、《我们》、《戈壁》、《战线》、《洪荒》、《畸形》、《现代小说》等刊物。前期创造社诸人还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主义者和感伤主义。由于普罗文学的介入，先有郁达夫的退出，后有李初梨、彭康、傅克兴、沈端先等的加入，创造社转变了方向，而成为后期的创造社。在普罗文学的理论方面，这一派之间是存在分歧的，并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1）文艺是宣传的武器；（2）文艺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所以有阶级性；（3）资产阶级的文艺是个人主义的， 无产阶级的文艺是集体主义的；（4 ）小资产阶级在获得无产阶级意识条件之下，可以一样地创作无产阶级文学；（5）普罗文学的形式是写实主义， 内容则是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