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社会科学运动，促使知识精英利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检讨中国社会症结之所在。与此相应，他们对文化的批判和吸收，也采纳了社会科学的方法，他们的争论显现更为“理智和谨严”的色彩。由于西方社会科学的派系纷杂，文化精英以其各自认同的西方社科理论，作为创造“新文化”的理论前提，因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全盘西化”论、“中国本位文化”论和“有机综合”论的同时并存。
    “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文化”论一出笼即受到批驳。对“全盘西化”的批驳，引起对“五四”前后的“欧化”思潮的质疑。以陆印泉为代表的一派学人，对前辈学人反封建的历史功绩给予充分肯定，同时指出其中“总带些盲从的成分”：旧文化固然是可以咒诅的，然而他毕竟是我们祖先五千年来活动的总遗产，在这总遗产中，难道连一件都没有值得保存的吗？西洋文化固然值得歌颂，然而他是不是与中华民族的特性完全适合，是不是可以原封不动的移植到中国来？“中国本位文化”则被指责为“中体西用”的再版[19]。争论中，西化派和本位派都修正了某些观点，一派放弃了“全盘”的提法，一派提出了“中国本位意识”的概念，大有向“有机综合论”趋同的苗头。重庆出版《青年中国季刊》，其“编辑大意”呼吁：“一方面探讨或体验民族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真义，一方面更要吸收或撷取西洋科学文化的菁英而去其糟粕，来扶助民族文化的向荣与滋长，使她构成一个最新的超有机的综合。”[20]
    “有机综合论”在当时有两派，其一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张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四个原则：第一，我们的民族文化，必须与世界文化相适应，这是文化的一般性。第二，保持中国文化特殊性。第三，对于传统文化，要以时代的眼光加以批判，合于时代性者保留起来，不合时代性者，则不客气的把他抛弃。第四，以“中国的需要”作为吸收西方文化的标准[19]。其二，强调文化的“自律性”，张申府等人认为，“一种真正新的文化的产生，照理是由两种不同文化的接合。一种异文化（或说文明）的移植，不合本地的土壤，是不会生长的。”这种新文化必然是有机的。
    二、新文化运动的世俗化
    维新思想家提出的“新民”说，在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的身上得以延续。1916年，胡适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适近来劝人不但勿以帝制撄心，即外患亡国亦不足顾虑。倘祖国有不能亡之资，则祖国决不致亡。倘其无之，则吾辈今日之纷纷，亦不能阻其不亡。不如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21]（P188）。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文化精英发起了白话文、大众语、普罗文学、注音符号等运动，并身体力行，目的在于为大众造成一个“语境”，便利文化的普及和新文化的传播。
    （一）白话文运动
    自从佛书传入，译者以文言不足达意，以浅近文字翻译，其体已近白话。后佛教讲义、语录多用白话，唐宋时，白话已入韵文和诗词之中。元朝时，《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之类戏曲更是白话作品，但这一趋势在明朝却中断。戊戌变法前后，曾有《白话报》、《白话丛书》出现，但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白话文不同。周作人指出，不同之处有二：第一，现在白话，是话怎样说便怎样定。那时候却是由八股翻白话，是作者用古文想出之后，又翻作白话写出来的。第二，是态度的不同。现在无论是著书或随便地写张字条，一律都用白话。以前则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话写，只是为一般没有学识的平民和工人才写白话的。写正经文章著书，当然还是用古文。那时，古文是为“老爷”用的，白话是为“听差”用的[22]（P56）。用胡适的话来说，白话文就是：（1）要有话说，方才说话。（2）有什么话，说什么话。（3）要说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4）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23]。
    白话文既是“文学革命”的产物，又是“文学革命”的先锋。新的内容，要求新的形式。由于西洋思想的输入，人们对于政治、经济、道德的观念，对于人生社会的见解，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以新的视野去观察一切，遂对于一切问题又都有了新的见解。然而旧式的文体，已经容不下新的思想，白话文应运而生。
    1917年1月1日，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八件事”，其中，“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即鼓励使用白话。1918年1 月，《新青年》重新出版，由北京大学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复、胡适六人轮流编辑，开始发表白话文。4月， 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建设新文学论”的惟一宗旨：“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认为“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文学的人”。是年，陈独秀等人创办了白话刊物《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等出了一个白话的月刊--《新潮》。1919年初，北京《国民公报》，也起而响应。
    此时，反对白话文的讨伐也更加猛烈。校园内部有《国故》、《国民》杂志，坚决拥护古文学。林纾则在《新申报》发表小说痛骂北京大学的人，并在与蔡元培的书信对话中，对北大人进行挖苦：“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皆可用为教授矣。”[24]（P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