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求富”与内外贸易的需要，太平天国在南京设立天海关，在芜湖设立宁江关，在宁波设立天宁关（后改天平关）等，对过往船只照章征税。为了鼓励对外贸易，太平天国在1861年攻占宁波后宣布“三个月内不收关税”。（《怡和书简选》，见《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第191页。）英国政府报告说：“去年（1863年）一年内，我国在长江沿岸的各个租界都已趋于繁荣，它们所受到的骚扰是无关重要的，--贸易并没有因为任何叛军队伍的出现而受到影响，而当外国人通过为叛军占据的地区时，他们的财产既没有遭到扣留，也没有受到损害。”（转引自《太平军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92页。）因为太平天国对“洋兄弟”的贸易采取保护态度，所以大军压境之下的上海，其贸易与航运非但没有萧条，却颇有点出人意外地蓬勃发展起来。1863年，上海港出口茶叶为12000万磅，比1858年翻了一番。1862年，在上海报关的轮船180艘，计60,377吨。上海港进口关税收入为3,370,114两，码头捐收入为51,960两。“这些统计数字表明，上海这个口岸的贸易出现一种极其繁盛的景象，尽管上海周围地区尚陷于骚扰状态之中。”（转引自《太平军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76页。）
    从上述情况看，太平天国的对外贸易方针是积极开放、平等互利、独立自主的，这与清政府闭关自守、投降媚外、丧权辱国的情况恰成鲜明对照。
    史学界一般认为，清政府发起的“洋务运动”以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和曾国藩在安庆建立内军械所为标志。综上所述，中国的洋务运动不仅起源于清政府的洋务派，也发端于太平天国政权内一批主张洋务的官员，其时间比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还要略早一些。
    四、太平天国从恶的方面推进了上海近代化
    中国走向近代化以上海最为直观和典型。上海走向近代化道路之初，正是太平天国爆发之时。
    鸦片战争以后，英美法列强先后在上海设立租界并谋求扩大与发展。1843年，英国率先在上海开埠，设立英租界，面积830亩。1848年，英国首次扩充租界至2,820亩。同年，美国设立美租界。法国于次年设立法租界，面积986亩。其时，英美法租界总面积不到4,000亩。
    太平天国起义以后，英美法租界面积均猛然扩张。太平军从广西挥师直逼东南重镇南京，引起上海惊慌。上海商贾偶闻虚谣，即歇业而逃。1853年9月，小刀会举事，上海地方官员死的死，俘的俘，自顾不暇，英美法乃乘机扩大与发展租界。
    英美法租界再次大规模扩展是在小刀会起义被镇压以后。法国以镇压小刀会起义有功，提出扩充租界要求。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批准，法国扩充租界138亩，连同原有面积986亩，合计1,124亩。美国以同样的理由将美租界扩充至865亩，其后英美租界合并，称英美公共租界，并再度扩充，总面积达34,333亩。法租界则猛增11倍，总面积达13,001亩。英美法租界总面积合计47,334亩，是太平天国起义前的12倍。英美法租界总面积方圆约10公里，所以上海有“十里洋场”之称。英美法租界在太平天国期间，不仅扩充了面积，并开始初步繁荣。小刀会起义前，居住在上海租界内的华人仅500人；小刀会起义后，居住在上海租界内的华人猛增至20,000余人，增长了40倍。富有的华人为租界提供了雄厚的资金，贫苦的华人则为租界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
    太平天国攻占长江中下游地区，引起官员、富绅和百姓三次大规模的逃亡。
    一次是1853年初太平军攻占南京、镇江、扬州等地区，引起这一地区的官员、富绅和百姓向苏南地区和江浙地区逃亡。
    第二次是1860年初，太平军进攻长江下游最富庶的苏南地区和江浙地区，引起该地区官员、富绅和百姓由苏南地区和江浙地区逃亡上海。两江总督何桂清率先由常州逃亡苏州，在苏州遭拒后，再逃亡上海，“继何之后，所有本省仍然活着的官员，似将陆续来到上海”，（转引自《太平军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86页。）“苏省新署官僚，皆集上海城内”。（《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46页。）
    忠王李秀成进攻上海时，曾颁布安民告示。其《布告》称：“天京以及各处子女大半迁徙苏都，又由苏都移居上海。”（《忠王李秀成谆谕上海四民》，见《太平军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页。）
    第三次是李秀成进攻上海，引起官员、富绅和百姓由上海及上海周围县城向上海租界逃亡。《北华捷报》报导：“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从苏州河北边涌入租界”，“希望跑到外国租界得到保护”。（《太平军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13、193页。）当时上海租界内的侨民约1,500人左右，而逃亡至租界内的中国难民最高竟达50万之众。
    在逃亡的难民中，有不少江浙、苏南一带的官僚、富绅和地主，如钱鼎铭、杨坊等。难民逃亡的结果，江浙及苏南地区大量的游资由江浙、苏南而至上海，再由上海而至租界，最后在租界沉淀并积聚，上海弹丸之地成为“通省子女玉帛重器之所聚。”（《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第96页。）
    为了生存，华人在租界内置地建房、投资商业，租界迅速地繁荣起来。“上海租界在刚结束的一年内所经过的改变是惊人的。每条大马路上都有高大的洋房兴建起来，中国行庄的数目也大有增长。这些表明租界的财富日益增长和重要性的迹象，可以从每天都有新行庄开张、新公司成立的情况而得到证实。所有这些新开张的行庄都是营业鼎盛，而所有这些新成立的公司，又都是完全依靠当地的财源筹集资本的。”（《太平军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94页。）太平天国战争使江浙、苏南一带的巨大财富尽入上海，并在上海，主要是在租界沉淀，大量的资金和充裕的劳力使上海在开埔以后迅速繁荣，迅速走向近代化。
    当然，上海的近代化不是太平天国的主观愿望，但却是不争的客观事实。如何解释这种主观与客观相背离的现象？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恶的动力。战争促使一些城市、地区或国家繁荣，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他们认为，太平天国正是从恶的方面推动了上海的近代化。
    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之所以发起洋务运动，是因为接受了鸦片战争挨打和太平天国内患的教训。作为洋务运动标志之一的安庆内军械所就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而设立的。从这一点来说，没有太平天国，也就没有洋务运动。一些历史学家说，这也可以认为太平天国从恶的方面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
    综上所说，太平天国是近代中国反封建反侵略的爱国主义运动。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上，太平天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太平天国从正反、善恶两方面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历史研究应当实事求是，神化太平天国和鬼化太平天国的结果都将使历史研究进入一个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