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造成门荫制衰落的原因除自身弊端外，主要是来自科举制的冲击。隋唐时期，门阀政治退出了历史舞台，士庶的天壤之别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寒门庶族发展成为社会上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迫切要求跻身仕途。科举正是适应这种社会变化，代表了更为广泛的社会阶层参政的要求应时而生的。
    尽管科举离不开现实政治的影响，公卿子弟往往能捷足先登，但是它的基本原则却是公平竞争，向全体读书人开放政权。因此，哪怕是庶族布衣，只要个人奋发苦读，皆有望登科中举，博得功名利禄。特别是到唐后期，科举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所谓"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15]。科第已成为入仕者的敲门砖。人们蜂拥而至，哪怕老死科场，亦无所憾。科举为民间倾慕自不待言，另一方面它确实可以从各阶层中网罗人才，适应了官僚政治的需要，故也为统治者所乐道。唐太宗看到新进士鱼贯出门而喜形于色；唐玄宗时重科举，"仕进者以文讲业，无他蹊隧。"[16]至宪宗时，如元稹所云："臣窃观今之备朝选而不由文字者，百元一二焉。"[17]科举成为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以其它途径入仕而居高位者寥寥。
    科举日趋兴盛之日，就是门荫步入颓势之时。在科举制冲击下，门荫制的衰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学是门荫的重要方面，唐初，进士、秀才多来自学校，生徒占优势。开元以前，进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18]。但因为国学的生徒多是达官贵戚的纨袴子弟，使得学校呈陵替之势，特别是武则天执政时，"二十年间，学校殆废"[19]。随着国家学校的衰落，生徒的力量相对削弱，而贡举来源于较广泛的社会阶层，所谓"怀牒自列于州县"，更有其生命力，以致有些贵族子弟宁愿出自贡举而不由学校[20]。安史之乱后，"学校益废，生徒流散"[21]，乡贡成为科举的主要来源。这些都反映出在寒门庶族势力上升过程中，在"学校"这一方面，门荫制受到的冲击。
    2.三卫经历了前重后轻的变化。《新唐书》卷四九《百官五》上："武德、贞观世重资荫。……其后入官路艰，三卫非权势子弟辄退番，柱国子有白首不得进者。……故三卫益贱，人罕趋之。"所谓"入官路艰"，无疑是一些无背景依靠的人通过科举上升了，对门荫子弟在仕途上产生了冲击，三卫由曾是人们蜂拥而至、升迁快捷的美差，下降到为人所轻、被目为很难晋升的吏途，甚至还不如流外来得快捷。
    3.门荫之选为人所轻视，人们重视科举出身者，特别是进士科，而瞧不起以荫入仕者。有人谋取了一官半职，因为不是儒流，甚为时论所薄[22]。就连李德裕这样博学多才的人，由于不出自科举，也曾陷入尴尬之中[23]。所以即便是杨国忠也要凭借权势，把学业荒陋的儿子硬塞进科举[24]。这说明权要子弟欲进身通显也须托之科举。所以很多能以荫入仕的人，依旧参加科举[25]。
    4.门荫出身者升迁艰难。史载，于悰虽以门资为吏，久不见用[26]；韦平推荫为单义尉，久不得调，不得意而弃官去[27]；周宝藉荫为千牛备身，官不进，日请以毬见[28]。门荫出身的高级官员比重在唐后期大幅度下降。门荫子弟升迁慢，一方面由于他们本人才能平庸，难委要职，同时，国家选人别辟蹊径，无须取才于资荫，也是重要因素。在唐已形成的一套较完善的选官用人制度中，才能被放到重要位置。例如，文宗时宰相欲提升以父荫补职的浑为寿州刺史，文宗不允，理由是"勋臣子弟，豈可委以牧民。……今我念其先人之功，与之致富可也。"宰相忙补充说："常历名郡，有政能。"文宗才予准允[29]。可见，尽管唐代受荫庇人数十分庞大，除非有特殊才能或机遇，多数门荫子弟只能以散阶低职老死终身，身居显宦的是极少数。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门荫的衰落在唐后期已是无可挽救的事实，然而它始终自为一途而存在。这是因为，作为主要进身之阶的进士科及第率仅百分之一二，所谓"大抵非精究博赡之才难以应乎兹选矣"。这使鲜"博赡之才"的公卿子弟不得不把门荫做为入仕的踏板。另外，在等级、特权社会里，不可能完全做到以考试录取人才，门荫在特权社会是不可避免的，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因此，尽管门荫在封建官僚政治中缺乏进步作用和活力，却一直保留在整个封建王朝中。即使在唐后期文宗、武宗时，仍出现"资荫入仕转多""吏途太滥"[30]的现象。但它的生命力已枯竭了。门荫与科举在唐代选官中的地位如宋人所说："任子之目虽众，其选为轻，而唐之得人科目为盛"[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