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牛李两党结怨的端倪是在制举对策中初露的。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制科考试，李宗闵、牛僧孺对策指切时政之失，言词鲠直，无所回避。宰相李吉甫不能容忍，泣诉于皇帝。于是主考人员遭到贬职，僧孺、宗闵也久之不调。继而，李吉甫之子德裕又卷入纠纷之中，"因是列为朋党，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自是纷纭排陷，垂四十年"[43]。
    但此后两党却不是围绕科举与门第之争而展开斗争的。首先，两党成员士庶混杂。牛党中的李珏、杨嗣复、杨虞卿、杜悰等都是士族出身。相反李党中陈夷行、李让夷和王茂元则非士族出身。其次，李党除李德裕、郑覃外，多数成员也是靠科举起家的，如李绅、陈夷行、李回、李让夷等。这种情况不是"少数之特例"可以解释得清楚的。
    通常认为，李党反科举、维护门第最具典型的材料是李德裕、郑覃的言行。如郑覃以经术位宰相，不能为文，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44]。李德裕也很偏激，史称他"尤恶进士"，"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曾上奏武宗罢掉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等进士及第后的一番庆贺仪式，并说："然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何者，少习其业，目熟朝廷之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则子弟未易可轻。"[45]。这确实反映了李德裕思想守旧的一面，他强调的台阁仪范对官员来说是次要的、形式上的东西，无关大局。但把它当作李德裕维护士族利益的证据却不充分。其一，"公卿子弟"既包括旧士族后代，也包括士族以外的新权贵；其二，此话是针对科举不放公卿子弟而言[46]，李德裕难免不掺杂着个人感情，过分强调子弟比一般士子的优越性。事实上李德裕反科举[47]，重门第，却并不反对寒门入仕，他从未因某人出身寒微而行排挤之事。相反，李德裕是以为"寒进开路""奖拔孤寒"而留美名的。他所提拔的薛元赏、刘三复等都是寒士。因此他贬官后，才有"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48]的诗句。总之，以对科举所持的态度区分其人代表士族或庶族利益是牵强附会的。
    诚然，科举考试中形成的"座主"、"门生"、"同年"诸关系，易为结党因素。例如牛党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就是通过这种关系互相援引的。但这只能说明这种关系为结党提供了方便，却不能以此做为两党为科举门第之争的依据。如前所述，士族在唐朝已无恢复门第的可能，特别是中晚唐以来，士族在统治集团中的势力已甚薄弱，他们以基本阶层组织派别，与科举出身的士人相对抗是不现实的；在科举日益成为入仕参政的主要途径的状况下，多数士族子弟对此采取客观认可的态度，不可能在科举上与庶族有根本的冲突，科举并不是以划分士庶为入仕标准。其实，两党在原则问题上发生冲突的时候并不多。两党立场的抵牾，主要表现在对藩镇问题持不同态度[49]，而两派之间更多的是官场上的倾轧，个人嫌隙恩怨之争。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唐代党争徒为私利[50]。
    再考察第二个问题，对门荫、科举出身官员的政治素质是否可以依其入仕途径的不同而区分高下。
    门荫入仕者，不乏政绩昭著的官员。例如杜佑，担任掌运输、理财等职，并长居宰相位，史称他"敦厚强力，尤精吏职"[51]，不仅有治绩，还撰述了我国最早的典章制度专书《通典》。又如李德裕主持政务期间，打退回鹘、收复昭义镇，主持废佛，使武宗朝国势有明显的起色。还有首倡两税法的杨炎，为政清肃的权怀恩，勤农桑、考课为冠的萧定，为国捐躯的颜杲卿，他们虽从门荫起家，但政绩均十分突出，决不是落后保守势力。
    当然，门荫入仕者，也有劣迹昭著的。例如，以柔媚取进者庾准，公然聚敛者于頔，为政暴烈者李实，奸佞害国者李林甫、卢杞等。
    对科举入仕者，也应一分为二。诚然如杜牧所说："国朝自房、梁公以降，有大功、立大节，率多科举第人也。"[52]象房玄龄、张柬之、姚崇、宋璟、张九龄、陆贽、李绛、杜黄裳、裴度等人，都是身系国家社稷安危治乱的栋梁之才，正是基于这些人，唐朝才开创了封建社会的盛世局面。然而，科举为官者也有象刘从一、崔损、王播等容身保位的平庸之辈和李义府、崔昭伟那样的奸佞之臣。
    总之，门荫和科举出身的人，各有优劣，不能一概而论。当然，作为任官制度，门荫具有落后与封闭性，这是它在唐后期日渐衰微的重要原因。科举则"历试之下，黜陟章明，故士之不肖者鲜矣"[53]。两种制度确有明显的优劣之别。但是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居要职的门荫子弟并不全依凭荫庇。人们之所以用科举和门荫出身的标准来区分官员的优劣，是只看到两种选官制度的好坏，并以此衡量人物的优劣，误把制度和具体人物混为一谈，这是缺乏具体分析的简单化看法。正如人们常把士族、庶族两个社会阶层概念同从这两个阶层出身的具体人物等量齐观，得出士族出身者较之庶族出身者落后保守这一含混笼统的结论一样，同样违反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