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长期以来，史学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科举出身的庶族地主和依靠门第的士族地主在唐代不断发生冲突和斗争，并且科举出身的庶族代表新兴改革力量，门第出身的士族代表落后保守势力。这牵涉到与门第有关的门荫制，并由此产生两个问题：第一，门荫是否为士族地主所特享？它能否保证其社会政治地位，维持故望不减？第二，入仕官员是否因门荫与科举之出身不同而形成各自不同的政治素质和政治倾向。
    先考察第一个问题。
    唐门荫制同魏晋九品中正制实质相同，即都是维护统治阶级特权的工具。但二者内容有别，九品中正制是维护士族集团既得利益，而把庶族排斥在政治之外的。唐代门荫制则旨在保证官僚集团的利益，只以当朝冠冕为准。在唐朝，由于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分化改组，在政权机构中门第界限渐趋消失，官阶在五品以上的未必都是士族，而士族也未必能做五品官，所以门荫不是专为士族服务的制度。
    士族作为一个特权阶层，活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魏晋南北朝，士族经历了产生、发展、鼎盛、腐朽、衰败的全过程。这个时期，士族有严格的身分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享有特权，从而也导致了士族的腐败。梁朝的侯景之乱，对南方士族是致命打击。隋末农民战争"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致使士族一蹶不振。特别是隋唐以来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士族在政治上的独尊地位丧失殆尽。当然不可否认，世家大族在唐代政权机构中仍占有不小的比例[32]。但他们是以个人身分参政的，不能算是士族阶层利益的代表者。因此尽管士族以其门风、婚姻等发挥其影响，作为社会的统治阶层在政治舞台上，基本上已衰颓了。
    李氏建唐，为扩大统治基础，兼收并蓄各阶层人物参政，故政权成分复杂。既有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又有前朝的遗老遗少，有以军功位至宰辅的，还有原来不曾入流的下层胥吏，如孙伏伽、张玄素等，甚至还包括马周那样的布衣卿相。唐朝要维系的是这样一个杂糅各阶层人物的新权贵集团。制定政策必须以此为出发点。门荫就是向全体新贵开放的政治特权。入五品者，均享受之。而士族即便族望再高，社会影响再大，如果家族中无当朝显贵，也无法享有荫庇权。
    李唐时期门荫非但不为老牌士族所专享，而且统治者在制定政策时，曾有意无意地压抑老牌士族，以提高皇室地位。这是因为，唐代的士族虽然丧失了特权身分，在婚姻门望方面，仍"故望不减"。当朝新贵房玄龄、魏征、李勣、李敬玄、张说等争与他们联姻，借以抬高自己的族望。李唐统治者同样重视门第，矜夸自己门族。但陇西贵族的社会影响难敌老牌的山东士族崔、卢、李、郑，这使李氏十分不平。为树立皇室独尊的地位，扭转社会风气，唐太宗下令修氏族志，由于高士廉等人不解太宗本意，仍以崔民干为第一等，为此受到太宗申斥，才把崔氏摆在皇室之后的第三等。武则天时，又修姓氏录"以皇朝得五品者，书入族谱"[33]，进一步冲击了士庶营垒。
    作为家道中衰的唐代士族来说，他们已失去了先辈凭阀阅而世宦世禄的特权。由没落感而滋生出怀旧感，使他们渴望依门第而平流进取。加之新贵争相与之联姻，更助长了他们对往昔的眷念和矜尚门第的情绪。他们以郡望作为夸耀的资本。高宗时最有名望的太原王氏，范阳卢氏，滎阳郑氏，清河、博陵崔氏，陇西、赵郡李氏等七姓十一家，恃族望不与其他诸姓为婚，致使李义府为子求婚不得，怒而奏乞禁止七姓自为婚[34]。士族看不起寒门，讥讽为"獐头鼠目之子乃求官"[35]。有人"自以门品可坐阶三公"[36]；有的把族望看得比官爵重，如陇西李义琰孙李稹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怀州刺史，与人书札唯称陇西李稹而不衔[37]。皆可见士族门第观念之根深蒂固。但唐代早已丧失了士族贵族政治存在的基础，士族子弟也明白门第已不能保证家世不衰，只有做官或与新贵联姻，方能维系社会地位和族望。而最可行的是通过科举而入仕，因此士族对科举的热情一点不亚于庶族。如甲族卢汪，举进士二十余年[38]，足以说明其对科举的向往。有的一家兄弟八人，皆明经及第[39]；有的一族中，进士累累[40]。特别是范阳卢氏，自贞元至乾符二年的92年中，登第进士116人[41]，可谓人才济济。象山东著姓的卢怀慎、崔群、李义琰等人都是进士出身而位居相位。唐代132名士族宰相中，科举出身的有81名，占61%，说明士族是通过科举而几代连任显职，才保持了家世不衰。
    显然，唐代士族与魏晋士族迥然不同，除社会郡望高外，政治上已没有任何特权。士族做官同样要凭藉科举，以门望"平流进取"早已成为过去。从道理上看，士庶之间已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必要以士庶划线组成政治派系。从事实上看，除了士族对特权地位丧失而发些不满之语外，士庶从未分成对立营垒，互相攻击。以下仅举牛李党争一例试分析之。[42]
    牛李党争是科举出身的新官僚集团与依恃门第的旧士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意见，几成定论而为人们所接受。但并非没有相反意见，如岑仲勉先生在其《隋唐史》中就不同意此说。笔者在岑先生观点基础上，再谈点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