鄯、湟吐蕃以狼为图腾。《太平寰宇记》卷157《陇右道》：“鄯州风俗：深入羌胡，习俗全是故吐浑可汗子孙，其先是狼种，今旌旗皆为狼形，备卫人亦称附离，即彼谓狼也。”鄯州是吐蕃唃厮啰地方政权的腹心之地，唐时的吐谷浑人早已融合到吐蕃部族之中，其以狼为图腾的风俗为吐蕃人所接受，形成鄯湟吐蕃独特的区域性民族文化。此外，湟、鄯吐蕃以狼为图腾也是受突厥风俗的影响。《周书》卷50《突厥传》：“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唐代吐蕃与突厥过从甚密，角逐于河西陇右，有着一个急速融合的过程。据宋文献看，其它缘边地区的吐蕃部族似乎无狼图腾崇拜的迹象。鄯湟吐蕃又一风俗是不穿开裆裤，谓鬼为“唐述”。同书载：鄯州吐蕃“射袴不开裆为寒故也”；湟州有“养女岭，彼羌多祷而生女”，即贵妇女。龙支县（青海民和县）的“唐述窟在县西北龙支谷，彼人亦罕至者，其窟有物若似今书卷，因谓之精岩，岩内有时见神人往还，盖古仙所居耳，羌胡惧而莫敢过。又谓鬼为唐述，故指此为唐述窟（鬼窟），窟高四十四丈。”畏鬼为吐蕃通俗，其原始苯教仪轨中的驱鬼场面极为喧哗恐怖。故《宋书》说：“疾病召巫觋视之，焚柴声鼓，谓之逐鬼。”
    阶州吐蕃妇女好髽角。所谓髽角，即发髻梳在头顶两旁。《太平寰宇记·陇右道六》：阶州（甘肃武都）因“文王（周文王）为西伯理化西羌。文王薨后，羌人感文王之化，妇女为孝，髽角至今不泯。”髽角本为古代妇人丧服的露髻，用麻束发。《仪礼·丧服》：“髽衰三年”，即是。阶州也是宋代吐蕃部族的重要居地，《邵氏闻见前录》卷13载：“今河、秦、邈川、青唐、洮、岷水至阶、利、文、政、绵、威、茂、黎、移州夷人皆其（吐蕃）遗种。”周文王治歧（陕西岐山县）期间，周人的势力已申展到今甘肃的东部羌人居地，华夏族与西羌在文化方面开始交流、渗透与融合。藏族在历史上尤与羌族关系密切，其交融过程至为深远，甚至古代汉族史学家认为藏族族源来自羌人，这也是唐宋时称吐蕃为“西羌”的一个重要原故。宋代分布在阶州的吐蕃部族，其妇人髽角之俗，无疑是习染了汉、羌遗俗。
    岷州吐蕃风俗贵妇女。宋代岷州（甘肃岷县），吐蕃族帐繁颗。《长编》卷247：“洮、岷蕃族繁盛”。归顺宋王朝的吐蕃大首领俞龙珂，拥众十余万，宋神宗赐名包顺，长期就座镇岷州，为当地吐蕃部众所推服。《太平寰宇记》说：“岷州风俗贵于妇人”。但据《旧唐书·吐蕃传上》载：“妇人无及政，重壮贱老，母拜于子，子倨于父。”显然，男尊女卑，只是到宋代部分地区的吐蕃风俗，因受邻近其他母权遗风尚存的少数民族习俗的影响，妇女处于尊贵地位，如岷州、湟州吐蕃即是。
    “重于复仇”。《长编》卷404：“羌人之性重于复仇，计其思报之心，未尝一日忘也。”看重复仇是西北吐蕃、党项之通俗，故《宋史·宋琪传》说：“大约党项、吐蕃风俗相类……其俗多有世仇，不相来往，遇有战斗，则同恶相济，传箭相率，其从如流”。世代复仇为古代汉夷之共俗，甚至弱女子亦为父兄报仇，史称“义妇”、“孝女”，而少数民族则尤重复仇，虽互为世仇，一旦部落遭到侵害，则同仇敌忾，传箭相邀，一呼百应，相从如流，反映出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卫意识。元祐二年（1087年），吐蕃青唐主阿里骨阴结西夏，联兵反宋，派其大将鬼章诱惑秦、渭（甘肃平凉）、文（甘肃文县）、龙（四川平武县东南）、阶等州及镇戎军（宁夏固原）、德顺军（甘肃静宁）吐蕃熟户，约以垩（涂白灰）蕃塔为信号，而响应者十之八九，宋朝地方军政官员竟毫无察觉。可见吐蕃部族重复仇的习俗，一旦爆发，势如烈火燎原。
    “畏服贵种”。所谓“贵种”，即吐蕃赞普后裔，也称之曰“大种”、“国姓”。《宋史·李宪传》：“羌人天性畏服贵种”。《长编》卷233：熙宁五年，宰相王安石对宋神宗说：“缘羌惟畏大种，木正擒，即威申于诸羌。”木正（亦称木征），唃厮啰嫡孙，而唃氏为吐蕃王朝末代赞普朗达玛六世孙，故称木征为“大种”。宋王朝若能降服木征，而熙（甘肃临洮）、河（甘肃临夏）二州吐蕃诸部落则不战而自降。《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曾布对宋哲宗说：“昨为青唐董毡为阿里骨纂位，阿里骨死，其子瞎征又嗣立，国人不服，故迎董毡之侄溪巴温，欲复其国姓。”阿里骨为董毡（唃厮啰长子）养子，非啰氏血统，故其子瞎征非贵种，继位后即遭吐蕃民众反对，而迎立贵种溪巴温。《宋史·王厚传》：“怀恩（陇拶）奔河南，种落更挟之以令诸部”。陇拶为唃厮啰疏族后代，故亦为贵种，河南（熙河一带）吐蕃种落挟之以令诸部。《长编》卷389：元祐元年，边臣范纯粹奏曰：“臣观边人之性，以种族为贵贱，故部酋之死，其后世继袭者，虽雏稚之子，亦足以服老长之众，何哉？风俗使之然也”。畏服贵种是藏族传统的风俗，直至解放前依然如此。
    “习咒诅重盟誓”。藏族的咒诅、盟誓形式，唐、宋时期略有变化。《新唐书·吐蕃上》：“赞普与臣岁一小盟，用羊、犬、猴为牲；三岁一大盟，夜肴诸坛，用人、马、牛为牲。凡牲必折足裂肠陈于前，使巫告神曰：‘渝盟者有如牲’。”《旧唐书》吐蕃传所载略异，大盟不用人牲，而代之以驴，其咒语较详：“尔等咸须同心戮力，共保我家，惟天神地祗，共知尔志。有负此盟，使尔身体屠裂，同于此牲。”此为吐蕃君臣之间的盟誓仪式，但与唐王朝及其它外族之间的盟誓，显然综合了汉蕃习俗，歃血为盟即是。“歃血”，即取犬、羊、牛杂血而饮之，而汉族多取鸡血，谓之“歃盟”。据《左传》等先秦文献记载，华夏诸侯国不仅国君与卿大夫之间有歃盟，而且诸侯国会盟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手段。歃盟在我国古代许多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着。宋代中央王朝与吐蕃、党项等诸族亦常会盟，并绘制有《会盟图》。《长编》卷341：“汉蕃两家深重咒誓”。宋文献有关汉蕃官方会盟仪式，语焉不详。甚至《宋史·吐蕃传》在记载吐蕃风俗时，不再提及盟誓，只言“信呪诅”而已。宋边臣多于缘边吐蕃豪酋私誓，以从其“信呪诅”之俗。宋代川蜀一带的吐蕃盟誓风俗，显然杂有氐、羌、僚人风俗文化之现象。《太平寰宇记》卷77《剑南西道六》：黎州（四川汉源北）“蕃部蛮夷混杂地”。因此，蜀地吐蕃盟誓，大异于甘青吐蕃。《长编》卷279：“故事，（茂州）蕃部私誓，当先输抵兵求和物，官司籍所掠人畜财物使归之，不在者增其贾，然后输誓，牛、羊、豕、棘、耒耜各一，乃缚剑门于誓场，酋豪皆集，人人引于剑门下过，刺牛、羊、豕血歃之。掘地为坎，反缚羌婢坎中，加耒耜及棘于上，投一石击婢，以土埋之，巫师诅云：‘有违誓者，当如此婢’。”誓场架设“剑门”而不设坛，坎中所埋羌婢身上加盖农具，此种盟誓仪式在甘青吐蕃中史载缺如。《宋史·冯京传》“夷人喜，争出犬割血受盟，愿世世为汉藩”。《宋史·西南夷》：“茂洲夷族首领、耆老，刑牛、犬于三溪，誓不侵扰州界。”茂洲（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黎州与吐蕃毗邻，境内多有吐蕃部落，其盟誓不论“私誓”，还是“公誓”，无疑杂有西南“夷人”之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