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为地牢。宋代甘青吐蕃刑罚较之唐代，稍有减轻。《新唐书·吐蕃传上》：“其刑，虽小罪必抉目，或刖、劓，以皮为鞭抶之。其狱，窟地深数丈，内囚于中，二三岁乃出。”乃至宋代，缘边吐蕃刑罚因受汉文化的直接影响，而略有宽容，放弃挖目、刖、劓等酷刑。《宋史·吐蕃传》：“其刑亦有鞭笞杻械诸狱具”，但仍以地牢为狱。同书载：唃厮啰曾被乱党逋奇等人“囚置阱中”。阱，指地坑。《长编》卷288：“西人锁珠旺蕃部纳木沁于地牢，五日放回。”西人，宋人呼西夏为“西人”、“西贼”。缘边吐蕃与党项风俗相类，皆以地牢为狱。
    墓葬、火葬并存。唐代吐蕃赞普死，封树起冢，共命大臣自杀以殉。宋代甘青吐蕃实行土葬，有坟垅及灵祠。《长编》卷289：“河州请以城东北隅附山不食之地二顷作墓园，瘗蕃汉阵亡暴骸，已择僧看管修葺……”河州为吐蕃木征部的主要居地，宋军收复河州后，开辟墓园来埋葬汉与吐蕃阵亡将士之骨骸。《宋会要辑稿·刑法》：御史中丞安惇说：“欲应陕西沿边收复故地，并纳降疆界内，有羌人坟垅及灵祠、寺观等，不得辄行掘毁折。”由此知被宋人统呼之为“羌人”的吐蕃、党项已普遍实行土葬，无疑这是受甘青汉族葬俗影响的结果。鄯、湟、廓（青海境内）三州的吐蕃有火葬的习俗，《长编》卷461：元祐六年，吐蕃青唐（西宁市）国主阿里骨与宋王朝修好，遣使朝贡，宋亦从其俗，火化其大将鬼章尸体，送还骨灰，以示友好。
    “踏歌舞”。唐代汉藏文献有关吐蕃歌舞记载缺如，难觅其踪迹。宋文献仅《长编》卷247记录到一条吐蕃歌舞风貌，其文曰：“熙河人情甚喜，蕃酋女子至，连袂围绕汉官踏歌言：自今后无仇杀，有买卖快乐作得活计……”所谓“连袂踏歌”，即女子轻扬长袖，列伴绕圈，边踏地边歌舞。时至今日，藏族女子的舞姿依然如此，古风不移。
    “心白旗”。缘边吐蕃部族归顺宋王朝时，自谓“心白人”，并打着绘制有心白图样的旗帜，叫作“心白旗”。《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21：河湟吐蕃“所居附顺者，张心白旗甚众”。宋王朝也常赐给内属吐蕃部族心白旗。湟州宗哥城（青海西宁市东南）吐蕃首领结毡率部降宋，“及乞心白旗”，宋王朝依其请求而赐予心白旗。有时，归顺的吐蕃首领头裹“心白旗”。《长编》卷514：元符二年，青唐吐蕃大首领森摩乾展、青归论征结等人，向宋军将领“请心白旗头巾归汉……”对那些张扬心白旗或头裹心白旗头巾的归顺吐蕃部落，政府给予经济利益上的优惠，以资奖励。崇宁三年，宋军收复河湟地区后，凡是心白人部落的田土给以法律保护，并减轻租赋；对那些“因与官军抗敌杀逐心黑之人”的部落，其所占田土尽行没收入官。
    面部及手背刺字。刺字之俗原盛行于宋军中的吐蕃士兵，后流行于归顺部落中。《长编》卷251：“今蕃兵各愿于左耳前刺‘蕃兵’字”。先是宋军官兵常偷斩蕃兵首级来充战功，因此蕃兵皆于左耳轮上刺有“蕃兵”字样，以便防备宋军偷杀。宋王朝遂正式诏令于蕃兵耳前或手背虎口处刺字。《长编》卷135：庆历二年，青涧城（陕西绥德县南）宋军守将种世衡在招募的五千蕃兵，“左手虎口刺‘忠勇’二字”。由此之故，在吐蕃、党项等归顺部落中出现刺字风气，作为一种纹身形式。《宋会要辑稿·兵》：“今蕃兵各情愿依正兵例黥面或手背为弓箭手字号”，而归顺内迁的吐蕃人皆“剪发刺手”。《宋史·乡兵》：崇宁五年，宋边臣上奏说：“且言蕃民既刺手背为兵，安可出租赋”。元符年间，宋军进入河湟地区，那里的吐蕃人纷纷剪发归顺，以从汉俗。故《长编》卷516说：“辫发之俗，举为右衽之民……陇右、河源，久陷遐荒之域，旃裘毳服，俄为冠带之民。”古史称少数民族为“左衽之民”，称汉人为“右衽之民”或“冠带之民”。
    喜居毡帐。居住毡制帐蓬为西北古代游牧民族的通俗。宋代，居住在河谷地带的吐蕃部族已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有板屋。宋人李远所著《青唐录》说：“川（邈川）皆沃壤，中有流水，羌人多依水筑屋而居，激流而硙。”又说“（宗哥）川长百里，宗河行其中。夹岸皆羌人居，间以松篁，宛如荆楚。”宗河即今青海西宁附近湟水支流南川河，吐蕃人旁河两岸而居，屋前房后植以树木，其风光宛如江南农村。但吐蕃人还是喜住毡帐，尤其是富人。《宋史·吐蕃传》：“居板屋，富姓以毡为幕”。宋文献在记载吐蕃族数人口时，常曰“族帐”，以“百帐”、“千帐”计算，反映了吐蕃人喜居毡帐的风俗。唐书吐蕃传说：“其赞普居跋布川，或逻娑川，有城郭庐舍不肯处，联毳帐以居，号大拂庐……部人处小拂庐。”说明吐蕃人有屋不愿住而喜居毡帐的习俗，由来已久。毳帐，即毡帐。
    尊僧崇佛。宋代缘边吐蕃部族崇佛风气至为浓厚，鄯、湟地区遂成为藏族又一佛教文化中心。但与西藏本土佛教相比，缘边吐蕃佛教文化深受内地佛教文化的影响，二者互为相长。《长编》卷507：“羌俗尚浮屠法，鄂特凌古（即阿里骨）尤好营塔寺，勒于土功，辖正代父役民滋甚……”《太平治迹统类》卷16《神宗开熙河》：“吐蕃之俗尚释教，谓佛为唃，儿子为厮啰，故称唃厮啰。”唃厮啰，吐蕃青唐第一任国主，自称佛的儿子。河州吐蕃则谓佛为“嘉勒”，儿子为“斯赉”，故唃厮啰也被称作“嘉勒斯赉”。宋人李远《青唐录》载：河湟吐蕃尤爱惜浮屠（佛塔），山谷所建佛塔隐约相望，户户有佛龛。宋王朝为了与吐蕃结成犄角之势，以断西夏右臂，大力扶持蕃区佛教。大凡吐蕃佛塔装饰物金箔、金彩及蕃僧所披袈裟、写经纸张、度僧谍绝大部分由宋廷所赐给。蕃塔光彩闪灼，僧尼人众，且有金身佛尊。《宋会要辑稿·蕃夷》载：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宋将王厚、王瞻入居青唐、邈川，见其寺内有“金佛三尊，皆带珠子、璎珞”。蕃僧参决国事，调解部落纠纷，奉命出使，领兵征战。两宋时期，内地佛教十分昌盛，故金国君臣称宋为“佛国”。元灭南宋，掳宋少帝北归，元世祖忽必烈依少帝之请，允许他入藏区沙门为僧，说明蕃地佛教对内地佛教有着相当的影响。
    渑桥、皮船、木舟和窖藏。缘边吐蕃水运交通主要是靠木船和皮筏。《宋会要辑稿·方域》载：“洮河北乡城，鄯、廓通道也，滨河戎人尝刳木以济，行者艰滞既甚。”皮筏是以羊皮或牛皮为囊，吹气充实，浮于水上，如同木船一般。跨越江河或溪涧，则架设绳索，谓之“浮桥”、“飞桥”或“绳桥”。吐蕃部族储藏粮食，皆采用窖藏的方式。《长编》卷517：元符二年，吐蕃首领矞结特母子“出窖麦以饷官兵，母子兄弟向汉”。党项族与吐蕃风俗相略，也采用窖藏。宋军于德靖镇七里平山“得西人谷窖大小百余所，约八万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