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作者继而从经济角度分析了在其国内流行的“满蒙是日本生命线和移民区”理论的错误，而这一理论正是日本积极政策实施的思想基础。作者旨在说明：推行对中国侵略的“积极政策”，是日本的错误国策，必须转变。
        作者指出，日本政府推行的向中国满蒙移民的政策，并不能解决日本人口增加的问题。他分析论证道：由于在东北地区的日本移民比中国人的生活费用高、工资高，在此地的日本企业宁愿雇佣廉价的中国劳动力而不愿雇佣日本人做工。他研究了中日两国工人在染织、机械、化学、饮食、杂工等行业工资收入的平均差别是，每个中国工人平均一天的工资为0.5元上下，一个月约12-13元；而每个日本工人平均一天的工资为2.3元上下，一个月约71.5-73.9元。即日本工人的工资，平均较中国人高3倍。中国人能接受比较低的工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食品以高粱、玉蜀、黍、豆类为主，价格低；而日本人以米为常食，价格高。这就是在日本人看来为什么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企业的雇佣工人以中国人为主的原因。所以，不仅像夫役的大众劳动市场为中国苦力所占领，就是木匠、泥水匠及风筝匠等技工市场，日本人也为中国人所取代；以至“给妇女梳头的生意，也都因中国人竞争而驱逐了”；甚至像满铁那样的半官办事业，还雇用中国人（在昭和四年度，满铁的雇员，日本人为10009人，中国人为13377人）。在这种情况下，据作者统计，日本在25年间到中国东北的移民截止到当时不过“九万弱而已”，与此相比，在其最近7年间山东省移民东北的人数“数近五百万，就是其永久居者的数目，在这七年间也有二百五十万”。因此，“所谓满蒙不是解决日本的人口问题之地，乃是解决山东人口问题之地”。（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82-90页。）因此，从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情况看，日本的积极政策没有推行的必要。
        作者告诉日本国民，由日本财阀、军阀及企业家所垄断的满洲煤、铁、石油及铁路运输等工业，对一般的日本国民并无利益。而就关乎大众生活的粮食问题来说，亦是如此，日本“虽从满洲得到了许多粮食，并且今后，这种需要更多……但这不一定有进行积极政策的必要。我们站在和平商人的立场上，有充分的机会，可以从满蒙获得粮食。这并不单是日本的……因为工业国的日本有以满蒙为市场的必要及必然，中国的农民也有以日本为市场的必要”。因此，“就是从人口粮食问题上说起，日本之对于满蒙也没有实行积极政策的必要”。（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92页。）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特别起劲地推行“积极政策”呢？作者委婉地向其广大的民众透露了底蕴：“也许这种政策对于满铁总裁，三井，三菱，住友……帝国主义者，政党，满洲的无赖，反对军缩者及一些寄生虫们是有利的。”（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92页。）鉴于此，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满蒙生命线论仅不过是一个骗人的手段而已。”（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95页。）
        军国主义者推行的“积极政策”，在经济上对日本的一般民众产生了什么影响？作者向他的同胞悲愤地诉说：“所谓除‘十万生灵及二十亿国币’外，还给我们什么？军费在大正十年达到了七亿三千万，近来是五亿左右，在最近十年间超出了五十亿元。现在农村的负债达五十亿，预算超过了赤字的战场，股票价拂底，失业者满市，更不能预测到这种情形的将来如何？”（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12-113页。）给日本民众生活带来沉重负担的不是别的，恰恰是他们所迷恋的积极政策所消费的大量军费开支。所以，在作者看来，日本民众从自己的切身经济利益出发，也应从侵华狂醉中清醒过来，反对和抵制害民的“积极政策”。
        四
        作者还从中日关系和国际局势的角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日交恶的根源，“积极政策”将使日本与世界为敌，自取灭亡。
        作者不同意日本所流传的关于中国反日的说法，他认为，应该了解中国人为什么反日，应如何看中国的反日运动，这是正确处理和解决中日矛盾和问题的前提。
        作者向他的同胞们指出，作为日本人，对中国的反日运动自然不能不关注：在中国，对于日本的敌忾是国民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不用说五九的国耻纪念日（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之日-引者），就是五四、五卅运动的纪念日，也是对于日本敌忾的养成日，反日运动是今日中国政治家和各党派的共通点，反日宣传蔓延了全中国。对于这种现象，作者认为，“如从中国人的眼里看起来，日本是一个可怕的恶魔，可畏惧的蛇蝎，所谓日本是应该打的这句话，乃流行于全中国人间的国民意识，如说这种意识特别在今日四分五裂的中国是完成国民革命的一大刺激，也未尝不可”。（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3页。）当然，作者和他的思想所倾诉的对象日本民众一样，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的，因此他说，“我们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理应没有一个人欢迎这种反日运动”；但作者站在中日两国睦邻友好的立场上，又转而告诉他的同胞，对于日中关系的这种状况，日本国民“是不能不反省的。在我们责备中国政治家之前，不能不有一个发问：为什么发生反日运动？”（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3页。）作者以其敏锐地洞察力清楚地告诉他的同胞：“仔细的看了中国之所谓反日运动，其目标不是日本及其本身，乃是在日本的帝国主义。”
        作者还从国际局势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角度，指出：日本这种与世界为敌的政策，只能是害人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