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日本的“积极政策”，导致与中苏两个大国为敌。在中国的东北，“日本掌握了满洲的一切灵魂，确立了经济的及军事的权力”，而这样下来，作者问道：“满洲是谁的呢？满洲的中国人怎么样呢？”（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49-50页。）当然作者毋需解释，他的读者也知道，中国的东北为日本所侵略，当地的中国人过着被日军奴役的亡国日子。这样说来，由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必然“要防备中国的本部”，同时，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的东北“要威胁远方的苏俄，更要防备苏俄”。（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50页。）
        作者回顾了日本对外侵略政策发展的历史与出兵侵略中国东北的关系，他认为，“自户水贝加尔博士以来就有所谓北进论，大陆经营论，拥护权利论，还有帝国主义论及二十一条，其他所谓中日开战论，日美开战论，甚至于退出国际联盟论。所谓满蒙为日本生命线者就是因此。孤注一掷的行动论之发生也是因此”。（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42-43页。）
        因此，作者认为，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是造成这一地区紧张局势、亚太地区紧张局势和世界紧张局势的根源。作者分析说：这样，满洲成了世界低气压中心，成了第二个巴尔干，这不仅是中日之间的困难与不幸，不久就要引起了日俄的问题，日本与国联也发生了问题。对于这样一种局势，任何人都不敢说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险。由于日本的侵略，不论对于日本还是世界，满洲成了世界上最不幸的灾难地域。（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19-120页。）
        通过以上的分析，作者告诉他的沉醉于侵略战争而又不承认做寇盗的同胞，至于“日本的立场是否帝国主义，此处没有叙述的必要。全世界都是晓得的，所有的日本人也都知道”。（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5页。）他向日本国民再进忠言：打倒帝国主义，“这乃是人类的呼声，请听听这种呼声罢！错认识时代，只有灭亡。反乎时代，只不过是其死灭的促进剂而已”。（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13-114页。）其认识可谓清醒而深刻。
        五
        作者写作《满蒙论》的宗旨，在于呼吁日本国民对其扩张侵略行为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力促其政府放弃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力谋中日经济合作与世代睦邻和平友好的前途。
        作者首先呼吁日本国民深刻反省自己的侵略行为，放弃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战争。他说：“只有反省己对于伟大国民之名是有价值的。一切伟大的行动都开始于反省自己。我们相信今日的英国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是任何人都无异议的。英国在印度的一切所为，无论如何都是帝国主义的不对。压迫无武装的国民，及不允许其自由及独立的危害，我们不希望日本也犯这种错误。我们更希望如在我们的过去曾犯过这种错误时，要赶快的去改正这种错误。”他认为，日本国民应该有不怕死的勇气来改正自己的错误。他说：“伟大的国民应对于他国有宽容，也应当严肃的对待其自身。只有反省自己的国民，才真正不愧为伟大的国民。一切伟大的行动，仅是从反省自己而生。只要走的是正道时，我们就要拿出来不怕死的勇气。”（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26页。）他向他的同胞指出：“我们爱乡土，爱兄弟，爱同胞。但是我们不能以爱乡土之心去爱金钱，也不能以爱同胞之心去爱他国的领土。”他将心比心地教育他的同胞：“我们是日本人，日本人只知道爱日本。所以只知道爱日本的人，也应知道中国人的爱中国。”（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93-94页。）因而，他向日本国民提出了“应当沈静的思想由已流血中所得的教训”（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31页。）的强烈呼吁。
        作者其次认为，日本应该从中国东北撤军，而代之以友好与经济合作的政策。他指出，对中国，第一要用经济合作的政策代替帝国主义政策，第二要站在辅导的立场，即“站在中国的满洲之立场”。（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15页。）他还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东北与中国主权不可分的关系，他说：“不论是满洲或蒙古，其最初在政治上虽与中国的本部相对抗，或错综，但历史的大势常倾向于中国的统一，有时其主权的势力虽有盛衰兴亡，并且还有时扩张到中国以外的地域，但这些常是所谓关系中国的事，血浓于水，所谓中国还是中国。”（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31-32页。）
        作者认为，中日经济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日本以和平商人和企业家的身份，就交通来说，“吉会线也好，各种中日的计划线也好，总之我们可以由此去联结北满及日本，在此地找出新的市场”。此外，日本还可以得到便宜的谷物供给，其中尤其是可以得到吉林附近丰富的木材供给，可以由此将付给美国的木材费用付给邻人满洲，“在满蒙有许多是应该开发的”。“关于这一点，不论是从技术上，机械上或资本上，说起来，日本都有许多是可以援助的”。（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16-117页。）
        最后，作者认为，日本国民应着眼于久远的未来，力谋中日两大民族的和平友好。他在思考，“不能不研究中日的密接关系及辽远的未来。站在中日两国含有五亿的二大民族之上，想想中日两国都应该如何？”（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31页。）
        作者认为，日本文化和美国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异，与俄国距离甚远，而与中国就不同了，“由长崎一昼夜就到了长江，中日两国如此的接近及其前途的辽远。我们从中国学到的不少，同时我们也应当有许多要给与他们的”。他向日本国民提示：“日本政治家的一个最根本任务，是如何的可以促进中日的关系，战或和，斗争或结合，侵略或联盟？”作者告诉日本国民：不要站在狭隘而又狂妄的扩张立场上，而“要命令我们的眼光远大，要使我们的立场更广阔”。（注：［日］室伏高信：《满蒙论》，周威堂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30-131页。）令人痛心的是，日本的国民和政治家并未如作者所期望的那样，而是由此进行了一场长达十四年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对人类的和平与发展犯下了弥天大罪。当然，如室伏高信先生所预料的那样，日本侵略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玩火者必自焚，日本也为其穷兵默武付出了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