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朝在明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严嵩在嘉靖朝长期身居要职，尤其是入阁后20余年中，任首辅之职达15年之久，任相时间之长，君臣之相得，权势之显赫，影响之大，嘉靖朝仅此一人。可以说，严嵩是嘉靖朝非常重要的一位历史人物。深入研究嘉靖朝历史，必须加强对严嵩的研究。由于所采用的史料不同，对同一史料的认识不同，方法不同，在结论上也就难免出现歧异。对此，我们愿意谈点粗浅看法。
    1.关于《世宗实录》的评价。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吴晗先生在《记明实录》[①]一文中，对《世宗实录》已经作了很详细的评价，我们没有新意见，只是想把吴先生引用过的前人论述再重复一下。一是沈德符说：“世穆两朝实录皆江陵故相笔也，於诸兄中最称严核”[②]。二是隆庆初进士王家屏参与修《世宗实录》，“高拱史捷前为操江都御史，以官帑遗赵文华家，家屏直书之。时高拱柄国，嘱稍讳，家屏执不可”[③]。三是天启朝御史周宗建上《请修实录疏》说：“臣考世庙实录成于万历初年，其时参核颇详，所载事宜，斑斑俱在”[④]。四是清徐乾学在修《明史》时所上《修史条议》中对《明实录》的看法，徐乾学认为：“其叙事精明而详略适中者，嘉靖一朝而已”[⑤]。严肃、慎重这一点，我们从张溶在《世宗实录·进实录表》中也可以窥见一二，他说，“按诸司之掌故，网罗旧闻，探内府之秘藏，铺张盛美。事务阙疑而核实，词皆举要面删烦，至大经大法之所存，则特书屡书而不一，参互考订，三易稿而成编，润色讨论，十逾年而峻”。材料收集是广泛的，周详的，核实考订也是认真不苟的。
    吴晗先生从总体上评价《世宗实录》，也并不是否认在个别地方存在问题，正象人们早已提到的，何良俊就说：“隆庆初政，独纂修《实录》一节，殊为草略，恐后日不能无遗憾也”[⑥]。董其昌也说：“史之所重者笔削耳。善人劝焉，恶人惧焉，所系匪细故也。每朝纂录，于三品以上大臣皆有小传，寥寥数行，衮钺斯在。如世庙实录，于郭希颜、胡宗宪、唐顺之等多有贬词，未协舆论。夫正史所书不公，则私史之所论益杂，何以起信万世哉”[⑦]！《世宗实录》由张居正所评定，时而也夹杂个人恩怨与好恶，“盖张永嘉（孚敬）、桂安仁（萼）、高新郑（拱）之专愎，皆其所师法。每于世庙录中褒誉张、桂，甚至若新郑虽其所逐，而在先朝时二人同心，翦除前辈同列，又加协力，交如弟兄，以故去取若此”[⑧]。在《世宗实录》修纂过程中，张居正“去取若此”，显然是动了手脚。那么，徐阶在修纂过程中，是否也动了手脚呢？
    2.徐阶与《世宗实录》。
    在《世宗实录》纂修过程中，徐阶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在严嵩问题上，他是否纂改了《实录》？由于徐阶与严嵩的特殊关系，这个问题在评价严嵩时自然要提出来。我们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在评价严嵩问题上，《实录》是可信的，徐阶在任《世宗实录》总裁官期间，不可能有机会纂改《实录》。《世宗实录》虽然也存在不少问题，也应该是评价严嵩的重要的依据性资料。
    大家知道，修撰《世宗实录》是从穆宗隆庆元年开始的，直到神宗万历五年八月，历时十年，其间主要过程大体如下：
    隆庆元年三月，穆宗下诏礼部，“遵祖宗故事，通行中外，采辑事实，送翰林院纂修《实录》”[⑨]。当时监修官是成国公朱希忠，总裁官是以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徐阶为首的内阁大学士，其中有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李春芳、郭朴、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高拱、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陈以勤、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张居正等。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高仪、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赵贞吉、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林树声，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掌院事潘晟、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殷士儋等为副总裁官，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姜金和等为纂修官[⑩]。当时只是下诏纂修《实录》，并任命监修、总裁、副总裁和纂修等官，并没有开始动手纂修工作，可以说，这是搭班子阶段。
    隆庆元年五月丙寅，“礼部奏纂修《世宗实录》事绩令各省提学官采辑编汇齐送史馆，免差官采访。从之”。其实，这时才为纂修《实录》令各省提学官采辑事迹，编汇齐送史馆，并规定了“免差官采访”，得到了穆宗批准。本月丁丑，大学士高拱罢归。按照累朝旧例，同年五月底（癸未），“以纂修《实录》，赐监修、总裁、纂修等官宴于礼部”[11]。这次宴请，是纂修《实录》的最后动员，也可以说这是最后的准备阶段。监修官已改派英国公张溶，而在此前，因高拱罢归，总裁阁臣已是五人。
    六月甲申，正式开馆修《实录》。同年九月甲戍，大学士郭朴罢归。隆庆二年七月丙寅，大学士徐阶致仕。从元年六月《实录》开馆纂修到二年七月，徐阶任总裁官也就一年零一个月。其间，一是开馆后仍处于初创阶段，二是徐、高矛盾斗争激烈，“阶虽为首辅，而拱自以帝旧臣数与之抗，（郭）朴复助之，阶渐不能堪”[12]。三是隆庆初始，平反冤案，百废待兴，徐阶在繁重的阁务面前不可能有更多精力去关心《实录》，在当时情况下，他不可能在纂修《实录》方面有什么作为。四是隆庆六年九月，新任首辅张居正在上《纂修事宜疏》中说，“今查（世宗实录纂修）各馆草稿俱已纂定，但未经修饰。”这就更清楚地说明，直到隆庆六年九月，《世宗实录》尚处在草稿阶段，徐阶及其后任的李春芳、高拱都未进行“修饰”、“删润”。尚未经过总裁官“修饰”、“删润”，徐阶怎么纂改？正因为如此，在张溶进《实录》表中，所录修纂官都没有把徐阶等人列入进内，这也能说明徐阶对《世宗实录》的影响和作用是何等之小。况且，《实录》中开始记录严嵩劣迹的，至少在160卷以后，成为史家证明严嵩奸相的材料，也基本上在《实录》后半部分，徐阶也无法影响如此深远，可以说是鞭长莫及。没有等到让总裁官删改、润色，徐阶已经下台了。隆庆三年冬，“帝召拱以大学士兼掌吏部事。拱乃尽反阶所为，为先朝得罪诸臣以遗诏录用赠恤者，一切报罢”[13]。这其中也说明这样一个事实，高拱虽然“尽反徐阶所为”，却唯独没有为严嵩平反。可见严嵩之事，也确实无反可平。两人在严嵩问题上，可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