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明史·严嵩传》与王世贞撰《严嵩传》
    众所周知，刊行于乾隆四年的《明史》，其绝大部分是在王鸿绪《明史稿》的基础上增减修订而成，而王氏《明史稿》又是出自万斯同之手，由万氏主撰。万氏是清初史学大家，“尝语方望溪（苞）云：‘吾少馆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默识暗诵，无一言之遗。长游四方，求遗书，问往事，网罗参伍，而以《实录》为指归。凡《实录》未详者，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以《实录》裁之’”[23]。主张写史“事信而言文。”他以布衣身分参加修撰《明史》，本身就说明万氏熟谙明代掌故，对明代历史有一定的权威性。由此也可以说，包括“严嵩传”在内的《明史》，还是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称得上是一部信史。当然，这样说，不等于否认《明史》“严嵩传”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把严嵩列入奸臣传，似乎好事在他的身上越少越好，应该记载的也不记载了，存在先入为主的嫌疑。例如，嘉靖二十九年，河南巡抚胡缵宗受原阳武知县王联的诬陷而罗织成大辟，一百一十人受株连，“是时，上意不测，大学士严嵩为之申释，圣怒少解”[24]。严嵩对制平狱可嘉，《明史·刘讱传》简略地提一句，《明史·佞幸·陶仲文传》只字不提严嵩对制平狱，更为不妥的是，《明史·严嵩传》也未提及此事。再比如，唐顺之是一位事功兼学者型的官僚，有社会责任感和作为，先后由赵文华、胡宗宪疏荐，官至佥都御史，淮扬巡抚。《明史·唐顺之传》说，“唐顺之生平苦节自励，辍扉为床，不饰裀褥。又闻良知说于王畿，闭户兀坐，匝月忘寝，多所自得。晚由文华荐，商出处于罗洪先。洪先曰：‘向已隶名仕籍，此身非我有，安得俟处士’。顺之遂出，然闻望颇由此损”。《列朝诗集小传》说：唐顺之“晚而受知分宜（严嵩），戮力行间，身当倭寇，转战淮海，受事未几，遂以身殉，可谓志士者也”[25]。关于此，《世宗实录》则说：“晚乃由赵文华进，得交严氏父子，觊因以取功名。起家不二年，开府淮、扬，然竟靡所建立以卒。顺之本文士，使获用其所长，直石渠金马之地，其著作润色必有可观者。乃以边才自诡，既假以致身，遂不自量，忘其为非有，欲以武功自见，尽暴其短，为天下笑云”[26]。这里很明显是带有一种偏见，在这一点上，《实录》确实还不如《明史》，《明史》还比较如实地记载了唐顺之的作为。但《明史·唐顺之传》只字不提“受知分宜”这件事，说明《明史》可能存在因人废事问题，但这不妨碍从总体上对严嵩本人的评价，更不影响《明史》作为一部研究严嵩问题的可依据的基本史料的价值。
    《明史·严嵩传》与王世贞的《严嵩传》基本史实差不多，只是王氏在《严嵩传》中擅长描写和分析，增添了传主的许多色彩。后者是前者所根据的底本，还是有可能的。但王氏作为嘉、万年间的“千秋轶材”[27]，认为“作史者一字之褒、片言之贬，不取一时，而取万世。非作史者之权与势能取万世也，盖是非之公在万世”[28]。其写史能够坚持“考核该博，因有自来”[29]，还是可信的，这我们从王氏《严嵩传》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对于嘉靖二十九年严嵩对制平狱这件事，王世贞是秉笔直书的，“颇为救解，得释”。对于唐顺之与严氏的关系，王世贞也没有像《明史》严嵩传那样采取回避态度，而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嵩故以警敏得上意，亦善自卑屈。至士大夫入谒，人人慰劳，务其欢心，间标故所记忆，以示聪明，晚节知天下之怨之间（？），舍旧隙而收录知名士，若故编修唐顺之、中允赵贞吉等，皆以沦落为感，不自觉入其彀，至显庸，因而有称之者。然其阴贼发于心，而动于机械不自觉也。”这种分析，对于像严嵩这类政治人物，未尝不符合实际情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王氏《严嵩传》与《明史·严嵩传》一样，都不失为一部研究严嵩问题的基本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