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阶在《世宗实录》中到底做了哪些手段，是怎么做的手脚，似乎都没有拿出具体的证据。夏燮在《明通鉴》记载严世蕃伏诛本末考异中说：“《实录》所载，则不涉徐阶一字，但言‘狱词奏上，上曰：此逆情非常。尔等皆不研究，只以林润疏说一过，何以示天下后世！于是刑部黄光升等勘实其交通倭奴，潜谋叛，遂请亟正典刑’云云。此可以见徐阶之作用矣。”并将刑部原奏及奏旨本末，附识于后[14]。在这里，所谓的“徐阶作用”，是指徐阶参与和策划了刑部对严世蕃案定性过程，在《世宗实录》中却只字未提，由“此可以见徐阶之作用。”我们认为，“潜谋叛逆”一类词，是欲加之罪，前人多已指出。严世蕃很快伏诛，是徐阶的阴谋得逞，史书上的记载虽然富有戏剧性，也有可能是事实，但这并不能说明对《世宗实录》会产生什么影响，二者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实录》中不载这件事，未必就是徐阶本人的作用，更不影响对严嵩本人的评价。在这个问题上，谈迁的认识很中肯。他说：“严氏始以醇谨进，心本狡媚，盗弄国柄，世蕃济恶，黩虐布于天下。迨奉谴责，犹不自戢，华亭巧中，遂授其首。嗟乎，三尺法至平也，舍奸党之正条，坐不轨之苛论，自置相以来，未之闻矣。或曰：‘王曾计除丁谓，华亭虽任术，庸何伤’”[15]。朱国桢也说：“华亭作用，善承天意，至今令人心快也。”[16]
    徐阶致仕后，李春芳任首辅。李春芳这个人是“政在徐阶则媚徐，政在高拱则让高，”“晚扼于高拱不得舒”。因此，“时李春芳虽为首辅，而政自高拱出”。[17]隆庆五年五月，李春芳致仕，高拱为首辅，翌年六月，高拱再次罢归。由此也可见，徐阶致仕后直到高拱再次罢相，由于最高领导层不稳，《世宗实录》的修纂也不会有多大进展。而在高拱二次罢相前一个月，穆宗死了，神宗继位。从此，《世宗实录》的修纂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3.张居正与《世宗实录》
    隆庆六年九月，新首辅张居正上《纂修事宜疏》。实际上，这是对此前《世宗实录》修纂情况进行总结，对此后的工作进行了重新布署。对《世宗实录》进展缓慢问题，张居正认为：“查得隆庆元年六月初一日开始纂修《世宗肃皇帝实录》，经今六年，尚未脱稿。”“任总裁者恐催督之致怨，一向因循；司纂修者以人众而相捱，竟成废阁。”“精神不专，职守靡定，未免顾此失彼，倏作忽辍，是以岁月徒悠而绩效鲜者也”。由此，张居正说：“今两朝（嘉靖、隆庆）并纂，二馆齐开。若不分定专任，严立限程，则因循推捱，其弊愈甚。臣等看得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诸大绶、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希烈原系《世宗肃皇帝实录》副总裁官。今查各馆草稿俱已纂定，但未经修饰。二臣虽任部堂，止是佐理，尚有余功。及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申时行、右春坊右谕德掌南京翰林院事今行取王锡爵，职任宫坊，事务尤简，皆可以专心著作之事。”规定诸大绶、王希烈专管纂修《世宗肃皇帝实录》，申时行、王锡爵专管纂修《穆宗庄皇帝实录》。他们四人任务和责任明确，每日俱在史馆供事，“每月各馆纂修官务要编成一年之事，送副总裁看详，月终副总裁务要致完一年之事，送臣等删润。每年五月间，臣等即将纂完稿本进呈一次，十月间又进呈一次。大约一月之终，可完一年之事，一季之终，可完三年之事，从此渐次累积，然后成功可期”。由于世宗在位45年之久，“事迹浩繁，编纂之工，卒难就绪”。相反，穆宗临御6年，事迹昭然，“皆诸臣耳目之所睹记，无烦搜集，不假阙疑，但能依限加功，自可刻日竣事。”因此，张居正请求“俟《穆宗庄皇帝实录》纂成之日，容臣等先次进呈，却会两馆各官，并力俱纂《世宗肃皇帝实录》，则两朝大典可以次第告成矣”。[18]这个奏疏，一是进一步证明在徐阶致仕前《世宗实录》纂修缓慢，还是停留在草创时期，徐阶还不具备纂改的起码条件，无法发挥总裁官的删润作用。二是说明张居正在《世宗实录》纂修和定稿过程中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诸多总裁官中，只有他参加了《世宗实录》纂修的全过程，前引说《世宗实录》最后由他评定是有充分根据的。
    那么，张居正会不会在《世宗实录》中丑化严嵩？此点，张显清先生在《严嵩传》中说：“张居正对严嵩弊政虽多有鞭挞，但对其穷老寄食以死的结局似有同情，因此曾嘱分宜知县安葬其朽骨。看来，他还不至于借修《实录》给严嵩‘抹墨’的。恰恰相反，正是《世宗实录》的编修者在叙述严世蕃定罪经过之后，加了一段按语，指出严世蕃应以‘奸党’定罪，而不应以‘谋逆’、‘谋叛’定罪。因此，《实录》关于严嵩父子的记载是可信的”[19]。再说，张居正与严嵩的关系也还可以，“严嵩为首铺，忌阶，善阶者皆避匿，居正自如，嵩亦器居正。迁右中允，领国子司业事”。[20]由此也可见二人之间没有个人恩怨。张居正是一位很有政治主见的人，我们可以从隆庆初年徐阶与高拱之争中印证这一点，张居正并没有因自己得到老师器重而改变对高拱的态度。那么，在他当国之后，更无须在《实录》中丑化严嵩以讨好老师。另据朱国桢记载，“嵩死僧舍，众买棺殓之，葬于官道旁。已亥（万历二十七年），余使事过之，下车一折，地不及半亩，土堆，无树木，后有石刻，仅尺许，记其官与号，凡二行八字，叹息而已。”[21]此时此景，虽说有些凄凉冷漠，不免令人叹息，却也很正常。有石刻，记其官与号，还算是死得其所。如果说：“万历初，江陵柄国，下教属分宜令葬焉”[22]确有其事，说明张居正在对待严嵩问题上是通情达理的，那么，在修纂《实录》时更没有必要丑化严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