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本朝史学家对严嵩的记载。
    严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错综复杂、权力之争、门户之争异常激烈的时代。如果我们将官场上的角逐和偏见甚至包括那些在严嵩评价问题上有利害冲突的当事人排除，姑且不论，那么，从嘉靖以来比较著名的史家对严嵩的评价也大多都不利，像李诩、焦竑、李贽、沈德符、郑晓、朱国桢、谢肇淛、谈迁等，他们或为严嵩说些好话，或对徐阶某些作法提出批评，或对严嵩并未做出“奸佞”的结论，但似乎也都对严嵩提出非议。例如：朱国桢在许多方面似乎对严嵩表示同情、惋惜，对徐阶也多有贬损，但是在对二人总的评价上，还是迥然不同。他曾经把严嵩和武宗时期的焦芳相提并论：“王怙云中丞集有祀焦少师乡贤文。焦，泌阳人。刘六、刘七入泌阳，焦遁去，跪其衣冠斩之，曰：‘吾为百姓泄此愤’。过钧州，以马少师家在城，去之。二人之贤不肖，草贼尚自分明。焦之入祀，必居乡果有善状，人不能忘耳。分宜之恶，谭者以为古今罕俪，乃江右人尚有余思，袁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可见舆论乡评，亦自有不同处。二公不作少师，其令终何疑。”[30]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内阁·居官居乡不同》条中，亦有相似之记载，他说：“严分宜作相，受世大诟，而为德于乡甚厚。其夫人欧阳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犹诵说之。”沈氏同样记载了焦芳，记载了刘六刘七起义军“为天下诛此贼”的事情。“其见恶如此。乃近日中州（将焦）举入乡贤，王岵云方伯为文祭之。盖以泌阳邑人至今犹思之也。可见居官居乡，自是两截事。”从这些史料来看，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大概更应该重视时人的社会舆论，而不是乡评。与严嵩同时代的李栩，性格鲠直，早年历举不第，晚年淡泊功名，他认为：“严嵩沾沾小技，以顺为正，内固主宠，而外笼天下之利，即不有孽子，宁毋败也”[31]；嘉、万时期的陆树声，当时也是一个自重名节、不阿附权贵的人物，《明史》本传说他“端介恰雅，倏然物表，难进易退”，没有什么权利欲。他对严嵩的评价，似乎能代表当时普通人的看法，他说：“分宜机肠满腹，急则嫁祸于人。观其挤贵溪（夏言）于死地，其智计诡矣。卒之子陷大戮，籍录其产，身不能庇一椽。故曰：‘张机者陷于机，设险者死于险’[32]。再比如钱谦益的评价，既有对严嵩肯定之处，又有否定之处，综合看，还是认为他“凭藉主眷，骄子用事，诛夷忠良，颓败纲纪，遂为近代权奸之首，至今儿童妇人，皆能指其姓名，戟手唾骂，万眉山（安）以后所仅见也。”[33]前面所引何良俊认为“隆庆初政，独纂修《实录》一节，殊为草略”，也主要是指纂修《世宗实录》“不差纂修官，亦不聘问郡中文学掌故，但发提学御史，御史行郡县……此是朝廷大典章，便差一纂修官所费几何？乃靳惜小费，而使世宗四十五年大政令与夫郡县官师人物，地方大事，不知写作什么模样也”[34]
    6.其他
    在对历史人物研究中，谱谍铭状一类的史料，是很有价值的珍贵史料，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早已有很好的述评，也可以说，重视谱谍铭状的史料价值，是我国史学研究中的一个传统。即使是出自严嵩的手笔，也值得充分重视。清末李慈铭说：“阅《严介溪文集》，其中碑志诸作虽平弱，然颇简洁，无芜冗之病。吾乡若陶庄敏公谐、孙忠烈公夫人杨氏墓碑，皆其所作。当时固以元老大手笔为荣，今日几同佛头着粪，可为忾叹！观其自撰先茔诸碑，历叙孤寒之迹，时已为少师，世蕃亦为太常少卿，请假修墓，而词气抑然，自称不肖无以副先德，亦似非丧心昧良者。使不及败而早死，复无奸子，亦足安其邱垄。所谓名德不昌，乃复有期颐之寿也。”[35]我们从严嵩自撰其先茔诸碑，可以看出他的家世，也可见严嵩没有忘记先人之“孤寒”。朱国桢在《皇明大事记·严嵩》中也有一段性质相类似的记载。他说：“嵩妻欧阳氏甚贤，治家有法，驭世蕃尤严，嵩亦相敬如宾，旁无姬侍。比权势愈盛，谓嵩曰：‘不记钤山堂十二年清寂耶？一介书生得此已过，过而不挹必倾。’嵩甚愧之，世蕃亦畏惮。”严嵩感到惭愧，也可说“似非丧心昧良者”。但是，除此之外，这二条史料还能说明什么呢？谱谍铭状一类史料很有学术参考价值，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也应该注意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何良俊说：“我朝名臣即言行录所载诸公，大率皆是矣。但其所载皆用墓志碑文以及饯赠序记之语，以之编入。此等皆粉饰虚美之词，且多是套子说话。以之入于史传后人，其肯信之乎”[36]？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内阁·谀墓》中也认为：“从来志状之属，尽出其家子孙所创草稿，立言者随而润色之，不免过情之誉。”正因为家乘之类有如此缺陷，唐代李翱曾经提出“作行状者，只宜直载事实”，而少评语，否则，“安足信也”。李贽认为，李翱的主张，“此千载不刊之言也”[37]。正如大家经常说的，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史乘考误一》中对国史（正史）、野史和家史三者的比较和认识有过很中肯地论述，他在总结三者的优缺点之后认为，“虽然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替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吾于三者，豹管耳”。在对待严嵩评价中的一些史料问题上，大概也应该采取这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