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在近代上海的接触、交流与融合，从器物、制度到精神，全面而深入。
        在《上海通史》晚清文化卷中，笔者曾梳理西方文化在上海租界传播的脉络，阐述上海社会对西来文化的反应：器物层面，从西方近代的照明用具、自来水、通讯工具、交通运输工具，到日常生活用品；制度层面，从市政管理制度、教育制度、作息制度到三占从二的议会制度；精神层面，从崇尚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到倡导乐利主义、竞争意识、进化观念。对于西方文化某些方面的输入情况，《上海通史》的晚清文化卷、民国文化卷也尽可能地作了一些量化分析（注：见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晚清文化》；许敏：《上海通史·民国文化》；熊月之：《上海通史·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我们还比较了某些体现近代西方文化的器物，在上海和中国其他设有租界城市出现的时间，比如，以上海与天津相比，煤气的使用早19年，电灯早6年，自来水早14年，报纸早35年，公共体育场早44年（注：见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晚清文化》；许敏：《上海通史·民国文化》；熊月之：《上海通史·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对于这些，即上海租界在传播西方文化重要性方面，本文不再重复。概括地说，租界的存在，为西方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大规模地、系统地、迅速地、少受约束地输入上海，提供了便利条件。
        上海在近代中国为什么能充当西方文化输入的典型场所？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原因，显而易见的有：上海租界设立早，比天津英租界早15年，比广州、汉口、九江租界早16年；历时久，比天津英租界长15年，比广州英租界长16年，比汉口英租界长33年；范围大，上海两租界总面积是其他23个租界总面积的1.5倍；外国侨民多，最多时超过15万。这些原因都很重要，也早已为许多学者所论述过。本文拟讨论的是以下几点：（一）特殊的城市格局；（二）文化传统的边缘性特点；（三）文化传统中的近代性因素；（四）移民社会对文化交流的影响。
        一
        特殊的城市格局，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相对从容的环境。
        近代上海，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都在经营着自己的上海，都自认为是主人，但也不否认另外两个上海。这在上海的外事活动中表现得最为突出。1860至1880年代，英国王室多次派人来上海参观游览，上海的接待通常分两批，一批是英美公共租界，接待地点在英国领事馆和外滩；另一批是上海道台和上海县，接待地点在县城的豫园。1879年5月，美国前总统格兰忒（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1885），在上海访问一个星期，上海的接待也分两批，一由英美租界负责，标志性的地点在外滩；一由华界负责，标志性的地点在豫园。法租界则另外举行一次宴会，以凸显自己的身份。
        这三个区域既各自为政，互有矛盾，也有互相配合、协作的时候，比如在清末民初禁止鸦片、查禁烟馆时，三家就合作过。万国禁烟会是在租界开的，但中国政府派大员出席。远东运动会也是租界、华界合作举办的。特别在预防疾病方面，租界与华界曾经很有效地合作。
        晚清上海一市三治，既存在着政治控制、文化管理方面的缝隙，也为不同文化的共处、交流、融合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在租界，西方殖民主义者在政治上是少数领事、大班、金融寡头垄断权力，经济上是竭力榨取，在文化上则相对自由，并没有为建立西方文化霸权作过太多的努力。德国学者瓦格纳（Rudolf Wagner）对《申报》历史的研究表明，英国领事、英美租界当局对于美查创办、经营《申报》，并非总是支持的（注：［德］瓦格纳：《申报的危机：1878-1879年申报与郭嵩焘之间的冲突和国际环境》，载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出版。）。租界报纸、杂志、出版、学校大多为民营。对于一般文化事业，租界当局大多不直接干预。1889年，德国、法国等八个国家，因《点石斋画报》刊登歪曲西方人处理尸体的图画，提出交涉，他们不向英国驻沪领事或英美租界工部局，而是向上海道台交涉，上海道台坦然地接受他们的抗议，并参与了案件的处理，这件事很能说明晚清租界言论自由放任和文化管理的混乱情况（注：关于《点石斋画报》案件，详见熊月之：《从点石斋画报案件看晚清上海言论自由》，《世纪书窗》2000年第3期。）。生活在上海租界的西方文化人，包括一部分传教士，在其本国多属于边缘性人士，如傅兰雅、林乐知、李提摩太等，来上海以后，也没有建立起西方文化在上海的霸权地位。
        1854年以后，租界人口的主体部分就是华人。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之间除了在战争时期，一般没有不可逾越的藩篱，人员能够自由流动。华界的士绅虽然作了一些努力，但正如无法阻挡江风在华界、租界上空飘来飘去一样，他们无法阻挡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影响。西方人将欧美的物质文明、市政管理、议会制度、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都带到这里，使租界变成东方文化世界中的一块西方文化“飞地”。通过租界所体现的西方文化，可以毫无遮拦地扩散开来。通过租界展示出来的西方文明，租界与华界的巨大差距，极大地刺激着上海人，如细雨润物般地影响上海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海人对西来文化，由诧异、羡慕而仿效、拿来。上海绅商主动设立的煤气公司、电力公司、马路工程局，以铺路、筑桥、管理治安为主要内容的地方自治运动，上海市民日趋健全的市民意识、法制意识、公共秩序意识，都是上海人对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认同的表示，都是中西文化平静地、深层次地交流的结果。对待以英文为主的外语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人们对西方文化态度的晴雨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学习外语在北京等地还被士大夫普遍嗤之以鼻的时候，上海各种各样外语培训班已经多得可以与当铺相比，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已经出现进外语学校要送钱开后门的状况（注：详见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晚清文化》，第268页。）。连龙门书院这样以研习传统文化为宗旨的机构也逐渐为西方文化所浸润：
        斯时，院内群处三四十人，长者四五十岁，幼者一二十岁，长者领导，幼者附从，据旧学之基础，展新学之钻研。一因徐家汇天主教已有天文台之设置；二因制造局翻译馆已出西学之新书；三因求志、格致两书院之开风气；四因耶稣教学堂之教授科学；五因英人李提摩太广学会之译书日出；六因张焕纶设梅书院，仿新学堂之模样，龙门社会蒙其影响，而姚文栋历东西洋十二年而归，绍介其见闻所得，故乃发求新之大欲启请院长孙锵鸣大置新书，购天地之球仪，展中外之舆图。治算术则紬绎《九章》，观星宿则攀登屋顶。科学、哲学、教育、政治，自我学习，朝此昔斯。理窟开而思想放，知识张而意气豪，开风气于士林，播风声于社会。唯是溺于举业者多诧为奇事，至目为疯狂（注：姚明煇：《上海的书院》，载《上海地方史资料》（四），第17页。）。
        翻翻龙门书院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就可以发现，《化学鉴原》、《地学浅释》、《万国新地图》、《近世物理学教科书》等西书触目皆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等机构出版的西书，大部分都有。龙门书院培养的学生，相当一部分，如吴馨、赵履福、沈恩孚、袁希涛等，日后成为上海著名新式文化人。
        在文化交流中，有意识的、强制性的文化灌输，有时反而会引起受众的排拒，阻滞文化交流。近代许多教案的发生，都与传教士强行传教有关。在西方器物文化输入过程中，也有类似情况。1870年，英国洋行不顾上海地方政府反对，自行建筑吴淞铁路，虽然建成通车了，但最终还是被中国政府买下拆除。英国洋行曾经强行在浦东安装电线杆，结果在上海道台指使下，浦东居民连夜将其拔去。铁路、电报都是中国所缺、亟需仿效的西洋长技，但西人倚势强行输入，结果引起排拒与反弹。顽强排拒是对强行输入的抵消。二十多年后，在无强力压迫的情况下，被拆除的铁路又重建通车。
        无霸权状态下的文化共处与对流，有利于不同文化的深层次交流与融合。西人在租界用电灯、电话、自来水，并没有强迫华人照办，但上海人经过疑虑、思索以后，见贤思齐，照章办理。西人在租界实行严格的市政管理制度，在工部局和纳税人会议中，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制度，并没有强迫华人仿效。但是，上海人看到其有效性、合理性，自觉仿效。上海绅商在清末进行的地方自治运动，所颁布的《违警章程》之类条例，多取法于租界；所设议事会、参事会均由选举产生，也是自觉地仿效租界制度的结果。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由于长期闭关、交通阻隔等多种因素，真正到西方作实地考察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一般人了解的西方，大多是观念中的西方。因此，中西文化在中国的交流，并没有深入到社会实践的层面上，并没有深入到社会制度、伦理道德、生活方式中。租界的存在，使得西人不但将其母国的日用器具带到这里，而且将其母国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等搬到这里，使得中西文化在实践的层面上，共处一地，平静地、从容地接触、交流、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