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王朝虽然只存在短短的37年，却辉煌地结束了近400年的分裂割据，以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大帝国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引人注目的重要地位。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及隋王朝民族政策的重大成功时，往往只强调隋文帝的作用，而同样在此问题上有过巨大贡献的隋炀帝却被遗忘了。1000多年来，隋炀帝被定性为残暴无道、荒淫无耻的亡国之君，似乎他在偌大的历史舞台上只是扮演一个荒唐的丑角，完全抹煞了他叱咤风云、光彩照人的一面。本文无意对隋炀帝进行全面的评价，仅从他处理民族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新颖思想和独特视角出发，揭示隋炀帝那些“荒唐”行为后面隐藏的合理内容，从一个侧面复原历史上隋炀帝的真实面貌。
    一
    隋朝建国之初，民族问题较为突出，民族矛盾尖锐激烈。以北方的突厥为中心，加上吐谷浑、高丽，对隋王朝形成强大的弧形包围圈，他们不愿内地出现统一强大的政权，屡屡侵犯隋朝边境，阻挠隋朝对南方陈朝用兵。开皇二年（582），拥有“控弦之士四十万”的突厥大举进犯，“武威、天水、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①]，直接威胁隋王朝的生存。
    隋朝统治者以关陇世族集团为主体，隋文帝出身于北魏六镇，一家数代与鲜卑族通婚，与鲜卑统治集团的政治联系、婚姻关系根深蒂固。他的重臣大将，也大都具有相似的背景。与少数民族的姻亲关系，长期共事乃至并肩战斗的生活经历，使他们与少数民族有了一定感情，更重要的是，“严华夷之防”的观念已被淡化，对少数民族较为深刻的了解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民族偏见。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隋文帝才能吸取历史教训，以“抚育四海”、“义兼含育”作为处理民族问题的出发点，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开明的民族政策。在双方的政治关系上，隋文帝改变了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态度，不像前代统治者那样完全将其视为不可理喻的异族，而是用儒家礼义道德的政治伦理原则与之相处。隋文帝曾说：“普天之下，皆是朕臣，朕之抚育，俱存仁孝。”[②]即使采用战争手段，也是强调出塞对突厥用兵是为了“息道路之民，务于耕织”，“卧鼓息烽，暂劳终逸”[③]，以战止战，达到安定社会、发展生产的目的。可见，这时的少数民族已被认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不再被简单地看作孤立于中原王朝之外的“化外之民”了。
    隋炀帝即位之后，全面继承了文帝时期积累的大量财富，获得开拓疆域、建功立业、在民族问题上有所作为的物质前提；开皇年间的许多旧臣，也是炀帝决策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他们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富于开拓进取精神，整体素质较高，在协助炀帝处理民族问题时，能够总结文帝时期的成功经验，提出切合实际的建议，使炀帝获得了择善而从的机会。
    在民族政策上，炀帝与文帝一脉相承，并有所发展。他进一步明确了“弗动兵车”、“混一戎夏”的思想，树立了“无隔夷夏”的观念，积极地吸引、笼络少数民族，力图将其纳入自己的体系当中。具体采用的策略，就是以军事威慑为基础，用丰厚的经济利益招抚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主动建立臣属关系，同时用强大的文化优势加以巩固。与一味依靠武力相驱逐和粗暴的民族歧视政策相比，炀帝的这种政策显然进步得多，并在炀帝解决突厥、吐谷浑问题，经营西域的过程中均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二
    炀帝民族政策中最为显著的特色，就是灵活地运用经济策略，成功地达到了“弗动兵车”而“混一戎夏”的战略目标。
    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中，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时战时和，似乎是由政治与战争的形势所决定的。但纷纭复杂的和、战局面之后掩盖的则是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冲突。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游牧经济的流动性、不稳定性往往导致游牧民族以战争的手段向农业经济区掠夺农产品、手工业品，而中原王朝也采用军事征服的方式攫取游牧经济区的马匹和畜产品，经济利益是维系与制约双方关系的核心内容，也是战争与和平的终极目的。因此，在民族关系中，经济因素具有最本质的地位，同样由于这个原因，经济联系较之军事征服下强行建立的任何关系都持久、牢固。炀帝重视用经济手段建立和巩固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与隋王朝之间的政治臣属关系，这是他在处理东突厥等一系列民族问题上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