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巡充分显示了隋王朝的强大富有，而且中国皇帝亲自来到西部边陲的张掖，也表现了隋王朝与西域诸国发展贸易的诚意，给各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次年（大业六年）冬天，许多外国使节和商人不远万里，主动来到东都洛阳进行朝贡，“大献方物”。乘此机会，炀帝又精心筹划了一次盛大的国际贸易活动，盛陈文物，大开市禁，“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15），市场内“珍货充积，人物华盛”，“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值，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值。’胡客皆惊叹”（16）。通过各种方式，炀帝着力表现隋王朝的富庶，以此来提高隋王朝的威信，增强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对中原王朝的信心。
    各种经济策略灵活运用，加速了东西突厥的分化。大业七年，处罗可汗归顺朝廷。伊吾城的设立，对吐谷浑战争的胜利也都伴随着日益频繁的贸易往来，经济利益与政治成果相互促进，大业十年（615）正月，“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诃多、沛干、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并遣使朝贡”（17），充分说明随着丝路的畅通，大大弘扬了隋朝的声威，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从而发展和维系了多民族的统一大帝国。
    隋炀帝深刻认识到经济因素在民族关系中的重要地位，灵活地运用经济策略，不仅巩固了与东突厥的关系，而且成功地对西突厥控制区实现了“弗动兵车”而“混一戎夏”的目标。这种成就使武功赫赫的秦皇、汉武相形见绌，无疑是民族思想与政策的一个新的历史性进步。然而，也正因为这种思想的新颖和独到，使人们难以理解和接受，特别是封建社会中人们习惯于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观念去思考问题，难免对炀帝这种鼓励和刺激商品交换的经济观念和政策提出种种非难与嘲讽。时至今日，商品经济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已经豁然明朗，我们亦应跳出旧史家的陈说，对炀帝的新思想和政策予以充分的肯定。当然，隋炀帝为吸引西域商贾而提供种种优惠，加大了政府的开支，增加了人民负担，也是无庸讳言的。但如果与这些政策所带来的政治成果、民族关系的发展相比，与大规模民族冲突和战争所消耗的巨额军费、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及社会的动荡不安相比，孰重孰轻，明眼人也自有公论。
    三
    炀帝以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巩固民族关系的独特做法，值得重新认识、充分肯定。
    炀帝本人文化素质较高，颇擅音律，对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和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具有浓厚的兴趣，因而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常突出文化作用，注重在少数民族面前展示隋王朝的文化优势。在大业三年（607）的北巡中，他第一次领悟到文化在发展民族关系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这次北巡从长安出发，经赤岸泽、雁门到榆林，历时四个月，目的是威慑东 突厥，巩固其与隋的臣属关系，所以随同出巡的军队有“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18），浩浩荡荡，很是威风。但是，炀帝发现最让东突厥上下震动的却是他带去的可容纳数千人的大帐、设计精妙的观风行殿和行城、森严华贵的仪卫、丰富多彩的散乐等标志着文明程度的智慧结晶。游牧民族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进而产生了很深的敬畏，对炀帝“惊以为神，每望御营，十里之外，屈膝稽颡，无敢乘马”，被中原文化折服了。启民可汗向炀帝“奉觞上寿，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于前，莫敢仰视”（19）。他还上表请求改变服饰，隋炀帝认为，“先王建国，夷夏殊风，君子教民，不求变俗。断发文身，咸安其性……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化诸削衽，縻以长缨……”（20）。炀帝清醒地看到服饰作为民族特征的一部分，没有必要强求一致，因而不同意东突厥变服，也意识到这种请求的确是在中原文化优势面前东突厥心悦诚服的反映，不费一兵一卒，就产生了军事乃至经济手段达不到的效果，坚定了隋炀帝对文化策略的信心。自此之后，他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向少数民族宣传先进的中原文化，促进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