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最普遍的经济联系是互市。隋文帝时，突厥“遣使请缘边置市，与中国贸易，诏许之”[④]。通过互市贸易，双方互通有无，互惠互利。少数民族用马、羊、牛等畜产品交换隋境内生产的农产品、手工业品等，这种以物易物的经济交流对双方都很重要。大业初年，炀帝巡幸榆林时，宇文化及、宇文士及“违禁与突厥交市”，在皇帝出巡这样重大的国家政治活动中，宇文氏兄弟仍不忘顺便从互市中捞取利益，可见这种经贸关系在当时已相当普遍，获利丰厚，同样也深受少数民族欢迎。当然，宇文氏兄弟的互市贸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隋王朝的政治形象，难怪炀帝“大怒，囚之数月”[⑤]。大业六年，炀帝派将军薛世雄率军在汉旧伊吾城东修筑新伊吾城，引起少数民族的猜疑和骚动，炀帝派裴矩前去处理，裴矩“讽谕西域诸国曰：‘天子为蕃人交易悬远，所以城伊吾耳。’”西域各国“咸以为然，不复来竞”[⑥]。对于派军筑城的敏感事件，当确知其用途是作为贸易场所之后，就很快安定了人心，顺利进行，足见与隋王朝的贸易关系在西域各国的重要地位。炀帝对互市贸易的维护与推动，有利于少数民族与隋朝建立长期、稳定的经济联系，最终成为维系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与隋王朝政治臣属关系的牢固纽带。
    互市之外，贡赐也是一种形式特殊的物资交流。为了笼络、安抚少数民族，炀帝常常以赏赐的名义向少数民族提供大量物资，以加强双方的政治关系。贡赐往来的规模也很大，从东突厥启民可汗所获赏赐来看，大业三年四月，启民可汗献马3000匹，炀帝“赐物万三千段”[⑦]；七月，启民可汗率部“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帝赐启民帛二千万段，其下各有差”[⑧]；八月，炀帝又“赐启民及公主金瓮各一，并衣服被褥锦彩，特勒以下，受赐各有差”[⑨]；大业五年，启民可汗朝见时，炀帝“礼赐益厚”[⑩]。总之，根据少数民族进贡的畜产品数量，都要回赐与其价值大致相符的丝帛或日用品，这实质上是一种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经贸活动。
    通过互市贸易、贡赐往来，隋王朝的强大经济实力得以充分展现，炀帝亦借此成功地巩固了东突厥与隋王朝的政治臣属关系，在民族问题上，取得了初步胜利。
    炀帝即位之初，就兴致勃勃地出塞北巡，显示出对平定边患、开疆拓土的浓厚兴趣。他派往张掖主持互市的裴矩，颇有见识且机敏过人，“知帝好远略，商胡至者，矩诱访诸国山川风俗、王及庶人仪形服饰，撰《西域图记》三卷，合四十四国，入朝奏之”（11）。他提出：
    以国家威德，将士骁雄，泛蒙汜而扬旌，越昆仑而跃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今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圣情含养，泽及普天，服而抚之，务存安辑。故皇华遣使，弗动兵车，诸蕃既从，浑、厥可灭。混一戎夏，其在兹乎！（12）
    裴矩看到了炀帝有意经营西域及对突厥、吐谷浑问题的关注，又观察到西域诸国与内地通商的迫切愿望，因此，他一语点破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在于让西域诸国了解长期战乱后中原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重新拓通丝路贸易。
    炀帝对发展丝路贸易极为关注，“日引矩至御坐，亲问西域事”（13）。再次派裴矩到张掖，广泛联络各国商人，为他们提供优厚的商贸条件。与隋朝贸易的西域商贾，享受沿途所经郡县提供的食宿和交通的方便，大大降低了商业成本。优厚的招商条件，良好的贸易环境，吸引着大批商人，他们在丝绸之路上往来相继，络绎不绝，同时也不断扩大隋王朝的政治影响，为丝路的全面拓通奠定了基础。
    为了进一步经营西域，明确西域诸国对隋朝的政治臣属关系，炀帝又亲征吐谷浑，进行西巡。大业五年三月，炀帝由长安至临津关，渡黄河，进入青海，在覆袁川歼灭吐谷浑主力10余万，然后循大斗拔谷到河西重镇张掖，在燕支山下会见西域各国国王及使节。事先，裴矩前往敦煌，说服高昌、伊吾等国国君参加这次会见，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伯雅、吐屯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谒于道左”（14）。这标志着西域27国与隋王朝正式建立了政治上的臣属关系，使隋的力量一直向西推进到且末、于阗，受阻数百年的丝路贸易全面恢复，也意味着炀帝的民族政策在西域又获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