炀帝并不是昏聩无能的君主，他在位期间，营造了宏伟华丽的东都洛阳，建筑了多处行宫，修复了数千里的长城，沟通了长达5000余里的运河，还开凿了数千里的驰道，在短短10余年，奇迹般地完成了一系列浩大的工程。当他沿着运河观 赏江南美景，在江都吟诗奏乐，以至于在广袤的草原上，在启民可汗帐内吟诵“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32）的诗句时，得意洋洋地回味着自己的丰功伟绩。在波光粼粼的水乡，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塞外，炀帝陶醉在流芳千古的理想之中，“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甘心将通西域”（33），雄心勃勃地欲与秦皇、汉武一比高下。
    炀帝鲜明的个性使他的决策也带上了浓厚的个人色彩。他既容易采纳新颖的建议，推行正确的政策，而处处一鸣惊人方才罢休的心理也容易使事物发展超出合理的限度，使得原本无可厚非的事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良好效果，还产生了严重的负作用，再加上政策执行者的曲意迎合，最终导致合理的决策被荒唐的表象湮没了。如在沟通丝路时向西域商贾提供的优厚贸易条件，在丝路全面拓通后仍不加变通，为了维持强大昌盛的王朝形象，不惜增加政府财政负担，使“所经郡县，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34）。这部分开支最终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剥削率大大提高，造成人民生活困难。而在长途向西部转运物资途中，“经途险远及遇寇钞，人畜死亡不达者，郡县皆征破其家”（35），造成民不聊生的局面。又如610年洛阳盛会中，为夸耀隋王朝的富有，竟发展到“以缯帛缠树”、“卖菜者亦借以龙须席”（36），这种虚假的矫饰不仅是对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浪费，而且受到精明的西域商贾的讥讽，变成贻笑千年的笑柄。在文化策略上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标新立异的动机使炀帝不顾国力，不恤民力，只求奢华与完美。每一次浩浩荡荡的出巡都是无休止的挥霍浪费；正月十五的歌舞表演，人数达3万余人，仅服装一项，就使“两京缯锦为之中虚”（37）。这些投资远远超出国家财政所能负担的合理限度，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造成社会动荡不安。
    从某种意义上说，炀帝的失策带有必然性。民族政策在东西突厥、吐谷浑、西域问题上一再成功，使炀帝的自信迅速膨胀，从好大喜功发展成为急功近利。他开疆拓土的豪迈之情，此时无法容忍高丽“藩礼颇阙”（38），更不能冷静从事，缺乏对待其他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耐心与慎重，他被以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冲昏了头脑，迫不及待地以武力进行征服，结果一败再败，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役使人民过于苛急，最终使得人心离散，爆发了农民大起义推翻了隋朝的统治。
    正是在民族政策上，炀帝达到了成功的顶点，创造了不凡的功绩；但同样是在民族问题上，他打破了这个辉煌，步入惨淡。从伟大到荒谬只差一步，让后人去评说吧。掩卷沉思，隋炀帝的戏剧人生令人感到可叹可悲！
    注释：
    ①③④⑦（20）（32）《隋书》卷84《突厥传》。
    ②《资治通鉴》卷176。
    ⑤《隋书》卷85《宇文化及传》。
    ⑥（12）（15）（33）《隋书》卷67《裴矩传》。
    ⑧⑨（11）（13）（18）（22）（34）《资治通鉴》卷180。
    ⑩（14）（16）（19）（21）（30）（35）（36）（38）《资治通鉴》卷181。
    （17）《隋书》卷4《炀帝纪》。
    （23）（24）（25）（26）（27）（37）《隋书》卷15《音乐志》。
    （28）《资治通鉴》卷192。
    （29）《资治通鉴》卷179。
    （31）《资治通鉴》卷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