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的文化交流与商贸往来相结合，产生了良好的效应。文化、经济双管齐下，结出了丰硕的政治果实。东西突厥、西域诸国、吐谷浑问题纷纷迎刃而解，终于使隋发展成为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大帝国。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交流功不可没，而炀帝对文化策略的成功运用，匠心独具，也不容忽视。610年，高昌在朝贡时，准备献上一首新创作的乐曲--《圣明乐》。炀帝得知后，“令知音者，于馆所听之，归而肄习。及客方献，先于前奏之，胡夷皆惊焉”（27）。与其说这是炀帝一时心血来潮，故作惊人之举，不如说是有意要让少数民族体会中央王朝的无所不有、无所不包。一首乐曲传达的是远比音乐本身深刻的内涵，即中原文化包罗万象，少数民族文化的各种内容，博大的中原文化都能容纳、吸收成为中原文化的一部分，这就充分显示出一种纳百川于一海的恢宏气度，使少数民族产生倾慕感和文化认同感。除了音乐以外，诗歌、绘画、饮食、风俗、服饰等文化内容，也在各族之间多层次、全方位地展开交流，使各族文化都补充了活力，获得新的发展，不仅消除了民族间的心理隔阂，也密切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与隋王朝的联系，有助于民族问题的解决。
    炀帝策划的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同时不可否认这些成就是以巨大的经济开支为代价的，这种负效应客观上加大了人民生活负担。然而也不能简单地把这些活动看作炀帝奢侈挥霍、炫耀自夸的论据。应该承认，这是一种和平的方式，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使各族人民增进了解，在不同文化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同时，不仅达到了“混一戎夏”的政治目标，无形中也从更深层次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和发展提供了历史基础，足以说明炀帝独到的眼光。这种新颖的思路与前代帝王一味依赖武力而导致“海内虚耗”的做法相比，堪称处理民族问题的最佳方式。
    四
    在一般人心目中，隋炀帝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但他在位期间，开凿大运河、减轻农民负担、打击士族、减轻刑律、开创科举制、修撰图书、发展中外关系等一系列建树都可圈可点。他笃学博识，多才多艺，并非平庸之辈，就连推翻他的李世民、魏征等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是个“俊才”（28）。炀帝的个人才能与其身死国灭的悲剧性结局形成强烈的反差，其原因当然是很复杂的，他本人的个性也是不可低估的因素。
    炀帝具有相当层次的文化品味，又酷好读书。他的出身地位和文才武功使他非常自负。他向往着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业绩，而且不仅在功绩上要超过古之帝王，在方法手段上也处处要标新立异，独出心裁，以求超越古人。这是炀帝在民族思想与政策上有所创新的性格基础。
    炀帝重视经济因素在民族关系中的作用绝不是偶然的。他即位之前，曾长期担任扬州总管，在扬州生活过多年，这段生活经历在促使他积极发展与少数民族经贸关系的过程中，多少会留下一些烙印。当时的扬州是一个经济、文化都很发达的商业都会，商品交换活动非常活跃。耳濡目染，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本来就刻意求新的炀帝很容易想到发展商贸关系，通过经济联系以求得政治统一，这种策略不囿于常规，不会与前人雷同，又可以获得中原缺乏的畜牧产品，可谓一举两得。有意无意中，炀帝抓住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所在，也充分表现出他标新立异的个性。
    同样，在文化策略上也很容易发现炀帝个人性格特点的影子。史称，炀帝“美姿仪，性敏慧，沈深严重，好学，善属文”（29），“临朝凝重，发言降诏，辞义可观”（30）。他风度儒雅，颇通音律，对于自身的文化素质、文学才能很是自得，他曾说：“天下皆谓朕承借绪余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31）。正是由于较高的文化造诣，对文化的浓厚兴趣和深刻体味，因此他坚信文化的潜移默化作用在民族政策中也能奏效。唯其如此，炀帝才能想到把百戏搬到塞外上演，让胡乐奏响在庙堂之上。这些构想的实现及其良好效果，促使炀帝愈发兴致盎然地推广文化交流。他一再地为自己的新思路而激动，这些活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