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炀帝策划的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中，大业五年的西巡颇具代表性。在张掖，隋王朝强大的经济实力是通过蕴含深刻文化含义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炀帝“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督课之，骑乘嗔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通过精美的衣物服饰、车水马龙的场面表现一个蓬勃向上的王朝所具有的自信与魅力。少数民族也“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荟集张掖，互相借鉴、吸收、炀帝与各国国君、来使“升殿宴饮”，“奏九部乐及鱼龙戏以娱之”（21）。在巩固隋王朝与西域诸国的政治关系这一过程中，文化的作用不可低估。
    除了在北巡、西巡中特意渲染文化气氛，促进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外，大业二年，突厥启民可汗入朝时，炀帝也是“欲以富乐夸之”，大动干戈，“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乐者，皆直太常”（22），集中了全国的音乐人才，在洛阳精心准备了一场大规模的歌舞表演。场面欢腾热闹，极具观赏性：
    有舍利先来，戏于场内，须臾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龟鳌，水人虫鱼，遍覆于地。又有大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耸踊而出，名曰黄龙变。又以绳系两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对舞绳上，相逢切肩而过，歌舞不辍。又为夏育扛鼎，取车轮石臼大瓮器等，各于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有舞，忽然腾透而换易之。又有神鳌负山，幻人吐火，千变万化，旷古莫俦。（23）
    精彩的歌舞百伎，展示了中原文化的无穷魅力，营造出富庶欢乐、普天同庆的气氛，使来自朔北荒漠的启民可汗惊叹不已、艳羡之至。
    此后，炀帝索性使正月十五的艺术表演活动成为一项制度：“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伎人皆衣锦绣缯彩。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毦者，殆三万人。”（24）华丽的场面年年如故，很有吸引力。炀帝西巡之后，大业六年“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亲来朝贺”，这一年的歌舞达到巅峰状态，洛阳、长安两地同时万人空巷，在洛阳：
    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银，锦罽絺绣，其营费巨亿万……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管以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25）
    通过规模宏大、精美绝伦、喧腾欢跃的艺术表演，炀帝自豪地向少数民族展示了中原文化艺术的多姿多彩，将自己的艺术成就完全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呈现出来，使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中原王朝无可抗拒的强大实力和威望。
    炀帝在大力推广中原文化时，也广泛吸收风格多样、异彩纷呈的各族文化，表现出宽宏的气度。文帝时，龟兹乐就颇为盛行，不论是王公贵臣还是寻常百姓，不论在宫廷还是民间，欣赏“胡乐”成为潮流，出现许多擅长“胡乐”的音乐家，“皆妙绝弦管，新声奇变，朝改暮易，持其音技，估炫公王之间，举时争相慕尚”（26）。在这个基础上，炀帝大胆吸收少数民族音乐的精华，将胡乐搬到了庙堂之上。他制定的《九部乐》是用于朝会、祭祀等朝廷重大活动中的礼仪音乐，其中只有两部是汉族音乐，其余的七部，高丽乐来自朝鲜，天竺乐来自印度，而西凉乐、龟兹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都出自西北少数民族。“胡乐”在庙堂之上频频奏响，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兼收并蓄各种文化，使中原文化不断增添新鲜内容，增强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