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上海地区传统文化中的近代性因素，为接受西方文化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开埠以前，上海所在的江南地区，在经济结构、社会文化和行为方式方面，有着鲜明的特点，有一些近代性因素。
        其一，商品经济相当发达，商人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宋代以后，棉、丝、盐、茶在江南经济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明代江南已经形成一个多样化、商品化和专业化、有着充分市场机会的经济结构。学术界研究成果表明，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传统的士-农-工-商的顺序，实质上已经是士-商-农-工了（注：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1页。）。上海自明代以后，商品经济就比较发达，上海社会生活中，商人地位也比农人为高。上海县城人口的分布，东面靠黄浦江码头，商人为多，西面则为落乡地方，以农民为多，西农东商，西贫东富。
        其二，市民文化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反映追求声色货利的小说、传奇、歌谣、戏曲长盛不衰。江苏吴县人冯梦龙创作改编《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浙江乌程人凌蒙初整理编写《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浙江兰溪人李渔写《十二楼》等一批言情小说，都是其中的代表。明清时期言情小说多出在江南，社会上流传极为广泛。所表现的思想、格调与官方倡导的东西大异其趣。
        其三，行为偏离正统。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方面，逾分越矩，讲究排场，奢侈成风，追求新奇，在明清江南已是普遍现象。明初朝廷规定庶人服饰不许用黄，不得僭用金绣、锦绣、纻丝、绫罗，只许绸、绢、素纱，其靴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首饰、钗、镯不许用金玉珠翠，只用银。后来又规定庶人不得用金玉、玛瑙、珊瑚、琥珀。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人们应该衣着朴素，颜色暗淡。但明代中后期江南士人的服饰却是，颜色趋于华丽鲜艳，质地追求丝绸绫罗，式样追求奇异翻新（注：李乐：《见闻杂记》卷十。），甚至男着女装（注：李乐：《见闻杂记》卷十。），服饰擅用团龙、立龙等纹饰，逾越名分。饮食方面，明初还比较俭朴，到明中后期已奢侈成风：
        肆筵设席，吴下向来丰盛。缙绅之家，或宴官长，一席之间，水陆珍羞，多至数十品。即庶士及中人之家，新亲严席，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余品则是寻常之会矣（注：叶梦珠：《阅世编》卷九“宴会”。）。
        吴门之戏馆，当开席时，哗然杂，上下千百人，一时齐集，真所谓酒池肉林也，饮食如流者也。尤在五、六、七月内天气蒸热之时，虽山珍海错，顷刻变味，随即弃之，至于彘狗不能食（注：钱泳：《履园丛话》卷七。）。
        追逐声色货利，讲究饮食衣着，夸富斗豪，行为偏离正统，蔑视礼教，这些都是崇尚自由、张扬个性的表现，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被称之为现代性的东西。这些，也是西人东来以后上海社会风气的特点，是上海为内地士大夫所诟病的地方。1870年，有人将上海风尚归纳为七耻：一耻衣服之不华美，二耻不乘轿子，三耻狎身份较低的妓女，四耻吃价钱不贯的饭菜，五耻坐便宜的独轮小车，六耻身无顶戴，七耻看戏坐价格最廉的末座（注：海上看洋十九年客：《申江陋习》，《申报》1873年4月7日。）。七耻归一，就是今人所说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就是上文述及的“夸富斗豪”。“七耻”之外，还有四不耻，即“身家不清不为耻，品行不端不为耻，目不识丁不为耻，口不能文不为耻”。门第、品行、文化素养，这些为传统道德所特别看重的，倒被抛在一边，真是是非颠倒、荣耻易位。在1880-1890年，时常有人批评上海的服饰是男人学女人，女人学妓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晚清与明清上海文化的内在联系。换句话说，西方近代文化的某些因素，在开埠以前的上海文化中，也有类似物或萌芽存在。
        四
        上海城市的移民人口特点，对中西文化交流、融合有重要影响。
        开埠以前，上海是港口城市、商业城市，城市生活中最富有的、最有活力的是南来北往的商人。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上海至少已有26个会馆、公所，这些会馆、公所在城市社会生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注：参见顾德曼：《上海同乡组织》（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1995.），第48-50页。张琳德的《上海：从市镇到通商口（1074-1848.）》（LindaCooke Johnson,Shanghai:From Market Town to Treaty Port,1074-1858.），对开埠以前上海会馆、公所组织的作用，也有很深入的研究，对于它们在上海社会、经济活动中积极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里的文化、教育设施虽然也有一些，但并不繁盛，用王韬的话说，“读书子弟亦皆俗氛满面，绝无深识远虑可与谈者……近时，文物更尔寂寂，杜门自大，不与四方贤流相接，甘囿于鄙”。士大夫在社会生活中不起传统伦理道德的支柱作用，于是“仆隶舆台凌轹士类，尊卑之等已紊”（注：王韬：《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