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既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以后，他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首要任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和思想教育等问题较早地提出了独到而又科学的见解，作了有益的探索。高度的理论修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坎坷的特殊经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这些个人特质促成他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理论思维的民族。中国共产党继承中华民族的这一优良传统，具有坚持理论探索、善于理论创造的精神。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近80年的奋斗历程中，努力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先后实现了在理论认识上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既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同时又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凝聚了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贡献。
    张闻天在延安时期就与毛泽东、刘少奇一起被视为党中央的“理论三杰”，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既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他的一生成就卓著。
    一
    张闻天和邓小平的直接的重要历史关系，始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在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作为临时中央重要领导成员的张闻天，在进入中央苏区后不久就错误地进行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他在1933年3 月曾错误地批评过时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反对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正确路线。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1934年4月广昌战役的失败， 张闻天认识到“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开始从“左”倾的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与毛泽东逐渐走到了一起。在邓小平也参加了的遵义会议上，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的张闻天作了“反报告”，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军事决策和指挥，赞同改组中央领导，积极主张毛泽东参与中央领导核心，为挽救党和红军，实现党的军事路线的根本转变，从而实现党的历史的第一次伟大转折，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以后，张闻天也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并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毛泽东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初期，由于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张闻天是对党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发展趋向最早进行深刻反思的领导人之一。他先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系统地批评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罪名而遭到错误打击；随后在身处逆境时，仍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和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等重大课题，并深入到一些省市进行调查，写成了大量的笔记、文稿和意见，不断向中央提出建议。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他认为，包产到户不失为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一种办法，为了保命的一种不得已的办法。它不是个体经济，不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他充分肯定农村集市贸易的作用，建议中央有计划地扩大集市贸易，使之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允许农民完成交售任务后自由出卖粮棉农副产品，允许个体商贩扩大商品流通地域。他还提出了其他重要建议。十年浩劫中，张闻天遭受残酷迫害。1969年10月，他被遣送广东肇庆。在遭受监视的6 年间，他不顾生活环境的恶劣，以年逾七旬的病弱之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贞和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写下了数十万字的文稿，史称“肇庆文搞”。在这些文搞中，张闻天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我国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发生曲折的经验教训，较为系统地批驳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极本理论问题作了更为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