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统一国家出现后，就出现了全国以一家思想为指导或统治思想的现象。秦统一后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西汉初期以黄老“无为而治”思想为指导就是其表现。在此情况下，对其他学派，一般是朝廷设立博士官，任用该学派人物为博士，允许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供朝廷咨询、顾问，也可以在朝廷作官。秦始皇在“焚书坑儒”前就是这样做的。西汉初期也是这样做的。
        汉武帝时，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后班固在《汉书·武帝纪》赞中说，“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一直到现在，一些权威辞书和中学教材中都在强调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自古至今都存在不同意见。如《史记·龟策列传》“太史公曰”则称赞汉武帝“悉延百端之学”。张维华先生指出，汉武帝在尊儒的同时“也采用了法家的手段进行统治。……方士的学说，也有被采用于当时的政治制度上的”[1]（P90-91）。罗义俊说，“武帝在学术、思想领域中走的是‘悉延百端之学’的路子”[2]（P58）。从历史实际考察，笔者认为，汉武帝尊儒术，是尊其为国家、社会的指导思想或统治思想，同时又重法治，兼用百家。由于这个问题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是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本文就此考释论证如下。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考释
        一般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提出的建议。所以，现在探讨这一问题，就需从董仲舒的建议谈起。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3]（卷56《董仲舒传》）
        董仲舒在此要求对儒家以外的百家学说“皆绝其道”，使“邪辟之说灭息”。这是一个要“绝”、“灭”百家，在思想领域实行专制的建议。这个建议很容易让人理解为不让读儒家以外各家的书，不让儒家以外各家的学者作官。有的权威辞书就直接解释为“罢黜诸子百家，只有通晓儒家学说的人才能做官”[4]（《辞海·历史分册·中国古代史》，P109）。问题在于，汉武帝是否采纳了这一建议呢？这从汉武帝尊儒活动的过程、内容中可以看出：
        1.建元一、二年尊儒活动的失败：汉武帝即位后，建元元年（前140年）就开始尊儒，这年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在这过程中，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提出要罢申、商、韩法家和纵横两个学派。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这次活动的会稽人庄助（严助）因对策深受武帝赏识，被擢为中大夫，而庄助恰是一位治纵横术的学者[3]（卷64《严助传》）。建元二年六月，卫绾以“景帝病时诸官囚多坐不辜（罪）者”被免去丞相职务。同月又任命窦太后侄儿窦婴为丞相，武帝舅父田蚡为太尉。《汉书·田蚡传》载，窦、田二人“俱好儒术”，这使政治、学术思想领域内的斗争进一步激化。在窦、田二人推动下，儒家治《诗》学者申公的两个弟子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二人议立明堂、尊儒。不仅如此，赵绾出面要求不向窦太后奏事，把窦太后排除于朝政之外。为此，窦太后大怒，遂导致赵绾、王臧下狱自杀，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免职。这次事件是对儒家执政者的一次严重打击。此后，武帝又把杂家东方朔、纵横家主父偃、徐乐等人罗致在左右（注：王益之撰《西汉年纪》载建元三年武帝把东方朔、徐乐、主父偃、司马相如、枚皋等人罗致在左右。）。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建元一、二年的尊儒活动遭到了重大挫折，至于董仲舒“罢黜百家”的建议根本就没有执行。
        2.置五经博士与罢诸子传记博士：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发生“置五经博士”和罢各家传记博士的事件，这是武帝尊儒的又一重大举措。《汉书·武帝纪》载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东汉经学家赵岐在《孟子题辞解》中说：“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立五经而已。”注疏中说，《论语》、《孟子》等为传，既然如此，自然“黄老、刑名百家之言”等有关的传记博士统统被罢黜了。而所谓“独立五经”，就是国家只立儒学的五经博士，儒学成了国学、官学，其他传记博士统统罢黜，地位下降。从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认为，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解释有一定道理。然而仔细推敲，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当时《论语》、《孟子》也被列入传记博士而被罢黜，既然其他各家传记博士被罢黜被视为“罢黜百家”，《论语》、《孟子》传记博士被罢黜，是否可以说儒家也被“罢黜”了呢？其二，罢黜了各家的传记博士，并不是不让读各家的书。这两个问题，王国维先生回答得很清楚。他说，置五经博士后，“《论语》、《孝经》、《孟子》、《尔雅》虽同时并罢，其罢之意则不同。《孟子》以其为诸子而罢之。至《论语》、《孝经》，则以受经与不受经者皆诵习之，不宜限于博士而罢之者也”。并进而明确指出：“武帝罢传记博士，专立五经，乃除中学科目于大学之中，非遂废中小学也。”[5]（《观堂集林》第一册，P178-179）据王国维先生的意见，六艺（经）为汉大学科目，《论语》、《孝经》为汉代中学必修科目。也就是说，《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虽国家不设博士，但并未罢黜。至于《孟子》等诸子传记虽非中小学必修科目，也可以学习、流传、收藏，所以也未罢黜。《汉书·艺文志》就说武帝时搜求遗书，不仅搜求儒家经籍，“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也妥为搜求、收藏。武帝在置五经博士后，社会上也可以收藏、学习、研究诸子百家的著作，如“杨王孙者，孝武时人也，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3]（卷67《杨王孙传》）。再如成帝时成都严君平研究黄老之术，著书十余万言，并曾教“授老子”[3]（卷72《王贡两龚鲍传》）。基于上述情况，可以说武帝罢各传记博士与董仲舒建议的“皆绝其道，使邪辟之说灭息”的“罢黜百家”的作法迥然不同，因此说武帝罢各家传记博士就是“罢黜百家”显然是不妥的。
        值得注意的是，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后，不仅各家的书可以读，各学派的人仍然可在政府当官、升官。建元六年二月到四月，辽东高帝庙与长陵高园便殿相继起火，董仲舒从“天人感应”的学说出发讥刺朝政，被爱好纵横学的主父偃揭发后免官。此后主父偃在政治上一度活跃，不断升官。同年以治黄老起家的汲黯由东海太守升为主爵都尉，原因是武帝令其视察河内火灾，在路上汲黯未经请示“持节发河南仓粟以赈贫民”，并自请“伏矫制之罪”[3]（卷50《汲黯传》），武帝“贤而释之”。此后汲黯曾一度深受武帝器重。上述事实说明，从参政这个角度讲也未罢黜百家。
        3.“黜百家之言”与为博士置弟子员：据《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载，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窦太后去世，六月武安侯田蚡为丞相，此后汉政权才罢黜百家的。据《汉书·武帝纪》载，次年（前134年）五月又举贤良对策，在这次会议上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公孙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受到武帝赏识，“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6]（《儒林列传》），被提拔作官、封侯，天下学士竞相仿效，尊儒遂成社会风尚。此后儒学取代黄老之学成为国家指导思想。元朔五年（前124年）六月，武帝又为五经博士置弟子五十名，并按其学习儒家经典的成绩选拔作官，这为儒生参加官僚集团开了方便之门。由于这只适用于儒生，学其他各派学说的人得不到这样的优待。所以这也是武帝尊儒术的一个重要表现。
        从建元五年（前136年）到元光元年（前134年）五月武安侯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又到元朔五年（前124年）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这十二年是武帝尊儒活动取得成功的主要时期。尊儒活动的成功主要表现在：①儒术取代黄老之学成了国家的指导思想，表现在国家政策上，以儒家伦理道德作为约束臣民的行为准则，甚而以春秋决狱，把儒家经典当作法律用；②国立太学中，只设儒家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博士，其他诸子传记博士统统罢黜；③不断从太学生中选拔博士弟子加入官僚集团。
        在尊儒过程中及其以后，其他各学派因失去国立博士官而地位不断下降。然而，汉武帝并未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绝其道”、“灭”其说，所以各学派的著作均可收藏、流传，供人学习、研究。并且，汉武帝还通过任子、资选、征召、公车上书等途径，把法、道、纵横、杂以至方术之士罗致在左右，让他们作官，辅佐自己治理国家。因此，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而是兼用百家。这点是当时人所认可的，太史公就说武帝“悉延（引）百端之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在尊儒术过程中又非常重法治。由于客观形势的需要，汉武帝任用酷吏，以严刑峻法打击诸侯王叛乱和豪强、商贾、农民反抗。因此，汉武帝又以重法治出名，汲黯就说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6]（卷120《汲黯列传》），汉宣帝也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3]（卷9《元帝纪》）。据此，人们常常说汉武帝是外儒内法，儒法兼用。《汉书》卷77《盖宽饶传》载，宣帝时盖宽饶说“方今圣道寝废，儒术不行……以法律为诗、书”云云，不是正说明武帝之后汉朝还在重法治、以法治国吗？既然如此，怎能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对儒家以外的各家“皆绝其道”、“灭”其说呢？把“罢黜百家”加在武帝头上合理吗？
        然而，汉武帝的“悉延（引）百端之学”并不是各学派都平等，而是把各学派分层次地加以兼用。尊儒术，是把儒术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或统治思想；重法治，是把“以法治国”作为治国的重要策略；同时又兼用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