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悉延（引）百端之学
        《史记》卷128《龟策列传》太史公曰：
        “至今上（汉武帝）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引）百端之学，通一伎（技）之士，咸得自救。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
        汉武帝广开艺能之路，延引百家之学，有一技之长的士人都可为国效力，只要才干卓越就能出人头地，而且公正无私。既如此，那就包括儒、法、道、纵横、杂家、阴阳五行、术数、方士等各家各派。太史公还说，由于武帝执行这样的政策，所以“数年之间，太卜大集”。
        《汉书·东方朔传》说“武帝既招英俊，程（计量、考核）其器能（才能），用之无不及”，这一记载与太史公对武帝的称赞一致。《汉书·武帝纪》载，元朔五年夏六月下诏书，“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师古曰：“详，悉也。延，引也。方，道也。闻，博闻也。言悉引有道博闻之士而进于朝也。”这与太史公说的“悉延百端之学”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这些话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武帝是否真的作到了“悉延百端之学”呢？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录用既学儒学又学各家之学，或先学各家之学后学儒术的学者是“悉引百端之学”的表现形式之一。司马谈就曾从唐都学天文，从菑川人杨何学《易经》，又追随黄生学黄老之学，他在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被擢为太史令[6]（卷130《太史公自序》）。武帝时名儒欧阳始昌，既是“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的儒家学者，又是“明于阴阳”，善推言灾异的阴阳五行家，曾“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董仲舒、韩婴去世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选为昌邑王太傅[3]（卷75《夏侯始昌传》）。曾任太尉、丞相的田蚡曾治“盘于诸书”，据注家解释，盘于二十六篇系兼儒、墨、名、法的杂家书，后转好儒术[3]（卷52《田蚡传》）。再如公孙弘，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后为御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是武帝从儒家学者中提拔起来的。然而公孙弘也曾“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又“著《公孙子》，言刑名事”[3]（卷58《公孙弘传》），是兼治儒、法两家的学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武帝强化法制的举措下，儒学经典如《春秋》也被当作法典使用。《史记·平准书》载：“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作峻文决狱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穷治之狱作矣。”（注：“见知之法”或“见知故纵”之法，谓见知不举报，以故意纵放罪人罪论处。）董仲舒也“作《春秋》折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也”[7]（卷30《刑法志》）。
        汉武帝“悉延百端之学”的另一表现形式是直接任用各学派的人作官，如任用法家并发挥其作用。《汉书》卷52《韩安国传》载，韩安国字长孺，“尝受韩子、杂说，邹田生所”。师古曰：“田生，邹县人”，可知韩安国曾在邹县田生所学习过法家韩非和杂家学说。武帝时韩安国先后被任用为北地都尉、大司农、御史大夫、代丞相等职，马邑之谋时，武帝令他率三十万大军伏击匈奴。再如张敺，“孝文帝时以刑名侍太子”，景帝时位列九卿，武帝元朔年间曾“代韩安国为御史大夫”[3]（卷46《张敺传》）。张汤自幼学习决狱文书律令，武帝时与赵禹“共定诸律令”，汤常“决大狱”，治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案件，“皆穷根本”。为御史大夫后，又承武帝旨“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钱，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鉏（锄）豪强并兼之家”，在这一过程中能以巧妙的言词文饰法律，严惩违禁者。张汤的才干深受武帝赏识，所以常奏事至日晚，使武帝忘食，并让丞相成了无用的摆设，于是出现“在下事皆决于汤”的局面。张汤生病时，武帝亲至其家探视，“其隆贵如此”，可见武帝对他倚重之深[3]（卷59《张汤传》）。另外，与张汤“共定律令”的赵禹和杜周，也都是武帝时在政府中任要职的法家官员。赵禹历任御史、中大夫、廷尉、少府。杜周则历任尉史、廷尉、执金吾、御史大夫等（注：分别见《汉书·赵禹传》和《汉书·杜周传》。）。崇尚法治、信奉管商的桑弘羊也是为武帝重用的理财专家，是筦盐铁、均输、平准等措施的有力推行者，后为御史大夫。黄霸“少学律令，喜为吏，武帝末以待诏入钱赏官，补侍郎谒者”，后补河东均输长，宣帝时曾官居颍川太守、京兆尹、丞相等[3]（卷89《循吏列传》）。汉武帝所任用的上述法家官吏，不仅在当时政治、经济生活中起了重大作用，到昭、宣时期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汉武帝不仅从儒法两家中选择官吏，也从其他学派中选拔官吏。如主父偃，“齐，临淄人也，学长短从（纵）横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纵横家书目中有《主父偃》二十八篇，这说明主父偃主要是从纵横术起家的，并有专门著作问世。元光元年主父偃上书武帝，早上上书，晚上就被召见，所言九事，八事均被著为律令。主父偃也深得武帝赏识，一年中四次升官，最后为齐王相。值得注意的是，主父偃的一些意见，是通过与公孙弘这位以儒术起家的官僚辩论、斗争而付诸实施的。如主父偃提出筑朔方城，“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武帝“下公卿议，皆言不便”，御史大夫公孙弘“数谏，以为罢弊中国以无用之地，愿罢之”[3]（卷64《主父偃传》，卷58《公孙弘传》），后经辩论，公孙弘才认错。事实证明，元朔二年（前127年）武帝徙十万人筑朔方城，开始向西北大移民，开发边郡，这一举措既可以阻止匈奴南犯，又为反击匈奴建立了前方基地，对稳定北方局势有重要作用。徐乐也是纵横家，并有著述，《汉书·艺文志》著录的纵横书目中有《徐乐》一篇。徐乐给武帝上书，把陈涉起义比作土崩，把吴楚七国之乱比作瓦解，指出“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以此提醒武帝在年成不好、民多困穷时，要注意稳定形势[3]（卷64《徐乐传》）。严助在建元元年举贤良对策，受赏识，为武帝侍从，问他想做什么？回答“愿为会稽太守，于是拜为会稽太守”。过了几年，武帝没听说他有什么作为，赐书曰：“久不闻问，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严助回书说：“臣事君，犹子事父母也，臣助当伏诛”，意思是他有失君臣之义。“毋以苏秦纵横”对，说明严助原本是学纵横术起家的[3]（卷64《严助传》）。元光元年武帝召见主父偃、徐乐、严安时说：“公等安在，何相见之晚也！”这说明武帝对纵横家一类的人材是很器重的[3]（卷64《主父偃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