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之术是西汉初国家的指导思想。武帝即位后黄老学说的地位大大降低，但是武帝仍然任用学黄老之术的人当官。汲黯就是一例。汲黯在景帝时曾为太子洗马，武帝时先后任用为荥阳令、中大夫、东海太守，“黯学黄老言，治官民，好清静……黯多病，卧阁不出，岁余，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治，务在无为而已，引大体，不拘文法”。武帝对他“无为”的治理方法和直言的性格都很赞赏，称赞他是“社稷之臣”。郑当时在景帝时为太子舍人，武帝即位后为济南太守、江都王相、至九卿为右内史、大司农，“当时好黄老言”[3]（卷50《汲黯传》）。楚元王后人刘德“修黄老术，有智略”，“常持《老子》知足之计”，武帝曾在甘泉宫召见他，因其年轻，称为“千里驹”[3]（卷36《楚元王传》）。另外，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也是尊黄老的，先后被任用为太史令，司马迁还被任用为中书令。再如郎中婴齐、杨王孙等人也都是当时治黄老之术有影响的社会人物，《汉书·艺文志》所载道家书目就有《郎中婴齐》十二篇。
        此外，武帝对杂家、兵家、术数家等也一概任用。东方朔就是杂家，他说自己“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又说“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亦诵二十二万言”。他曾上书武帝，陈述农战强国之计，其言专用“商鞅、韩非之语”[3]（卷65《东方朔传》）。汉武帝在宫中曾令诸术数家“射覆”。所谓“射覆”，是将物件预为隐藏让人猜度的一种游戏。东方朔说曾学《易》，请求猜度，结果屡猜屡中，使左右大惊。这说明东方朔还是一位善卜筮、占候、起课的术数家。《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武帝时的杂家书目中有东方朔二十篇。淮南王刘安也是位杂家，“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武帝“甚至尊重之”[3]（卷44《淮南衡山济北王传》）。《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杂家书目中有《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
        汉朝建立后，对兵家非常重视，汉初让“张良、韩非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武帝时又让“军政杨仆”取其“遗逸，纪奏兵录”。霍去病“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天子尝欲教孙吴兵法”。当时人称赞大将军卫青“虽古名将不过也”。汉武帝时出了卫青、霍去病等杰出军事将领，与当时重视研讨兵家著作是分不开的。《汉书·艺文志》兵书技巧类著录书目中有《李将军射法三篇》，李将军即李广也。
        此外，武帝对术数家、方士也是重用的。《史记·龟策列传》载太史公说，对卜筮“赏赐至或数千万，如丘子明之属，富溢贵宠，倾于朝廷”。对方士尤其信用，武帝可说一辈子都在受方士的骗，到最后才清醒过来。
        上述事实说明，武帝“悉延百端之学”确系历史事实。这就是说，武帝在尊儒术、重法治的同时，还兼用百家。
        三、结束语
        从上述历史事实来看，汉武帝推行的学术思想政策是既尊儒术，又“悉延百端之学”。这一点不仅符合历史实际，也与汉初以来的思潮相适应。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就主张尊黄老，而采儒、法、墨、名、阴阳各家之长而治国。汉武帝则适应时代需要，尊儒术，重法治，兼用各家之学治国。然而由于当时科学不昌明，董仲舒的新儒学采纳了阴阳家的学说，引导人们去信仰天命、祥瑞、灾异，方士又诱导人去信神鬼，追求长生不老等，这些就成了汉武帝出现严重失误的思想根源。
        《史记》中记载汉武帝既“尊儒术”，又“悉延百端之学”，这与传统所说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矛盾的。既然前者更符合历史实际，那么传统的看法是否可以改变了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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