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清王朝的统治已危在旦夕，但它仍不断派出官员到东南亚去活动。1911年初，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苏巡抚程德全奏请委派候补三品京堂张煜南考察南洋华民商务，以招徕华商经营实业，清廷要农工商部议奏。1911年3月7日，农工商部复奏：“农林、工艺、矿产为今日刻不容缓之要图，而长江一带尤属财赋之区，各种实业正宜次第扩充，如能经理得人，裨益实非浅鲜。”张煜南“久居南洋，富有经验，若派往南洋召集华商经营长江一带实业，必有成效可观，拟请准如该督抚所请，以资提倡”（注：外务部档：《农工商部溥頲奏为议复张人骏奏派张煜南考察南洋商务等事折》，宣统三年二月初七日（1911年3月7日）。）。
        1909年，清朝政府曾委派农工商部司员王大贞乘军舰到过东南亚。1911年2月，农工商部的官员又酝酿奏派官员乘军舰巡历南洋。很快，这一提议得到清廷允准。农工商部郎中赵从蕃乘坐海琛号军舰到了东南亚，经历英属新加坡、麻株巴辖、槟榔屿，荷属日丽、巴达维亚、棉兰、万隆、士里武眉、三宝垄、日惹、梭罗、文池兰、泗水、多隆亚公，法属西贡、堤岸等地。8月10日，农工商部向清廷奏报赵从蕃此行的经过。农工商部根据赵从蕃回国后的报告，提出在侨务工作中要办好三件事：一是要维持华商学堂；二是保护各埠华工；三是优待回国商民。溥伦在奏报中说：“以上三者，皆今日眷怀南服之要图。而优待回国侨民与国籍尤有关系。近年迭奉谕旨保护回国华侨，凡闽粤等处之侨民回国者，倘受豪强欺凌，盗匪劫掠，一经禀诉到部，臣部无不立予咨行转饬保护。无如各省积习相仍，或未能悉慰侨民之望，因回国者未形踊跃。近自领约既定，订明和属人民回至中国，即归华籍。出奴入主，判此几希。果能曲示怀柔，化除殄域，在朝廷多一赤子，即海峤少一游民。”（注：军机处档案，录副奏折：《溥伦等奏为农工商部派员巡历南洋各埠情形并筹拟办法事折》，宣统三年闰六月十六日（1911年8月10日）。）
        这些护侨议论一出现，马上招来非议。1911年8月19日，裁缺中书陈福震递上呈文，提出兴教劝富以系侨民的主张。他认为，“南洋各岛侨民关系紧要，亟应兴教劝富以系人心而杜隐患。”他同那些顽固的封建官僚一样，把革命派的主张视为“邪说”，把拥护革命的海外侨胞视为异己力量。在呈文中他又说：“今日之海外侨民可以利用亦可以隐忧者，莫如南洋各岛是矣。其地近于中国，为匪迹所必经；其籍隶于列强，为法权所不逮。其人民富于财产，缺于教育，为一二不经之说易惑而难驯。是故善用之则外强可折，内乱可弭；不善用之则所以厚敌而助匪者，为祸蔓延，不可穷诘。”所以，他提出，“抚侨之策，不仅在遣员派舰与添设领事，而及今之所汲汲者，则以内乱外患于彼埠均关密切，不得不注重于兴教劝富诸大端，以冀弭祸于无形，裨坚内向而资外援，利用之道胥在是矣。”（注：军机处档案，录副奏折：《陈震福为南洋各岛侨民关系紧要亟应兴教劝富以系人心而杜隐患之呈文》，宣统三年闰六月二十五日（1911年8月19日）。）
        值得注意的是，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清廷在已无法控制局势的情况下，仍想派员前往东南亚活动。1911年11月19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兼办慈善救济会事宜大臣致函外务部，提出要派农工商部郎中吴桐林前往英属新加坡、吉隆坡、霹雳、槟榔屿、仰光，荷属爪哇的巴达维亚、苏门答腊的日丽，法属西贡美属菲律宾和暹罗劝捐。他在咨文中称：“本大臣奉旨派充中国红十字会长，仍兼办慈善救济事宜。现甫开办，经费支绌，不得不广为劝募。查南洋各岛华侨，凡中国义举，无不情殷乐输”。“拟请大部照会各该钦差大臣，照下开地方一律电知，妥为保护，并请发给护照，以昭郑重。”（注：外务部档：《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为派员到南洋劝捐请照会各驻京大臣并发给护照等事致外务部之咨文》，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九日（1911年11月19日）。）11月20日，外务部给英、美、法、荷驻华大使发出照会，送上护照，请各使馆签证。很快，各使馆把签证送回外务部。但是，由于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吴桐林赴南洋劝捐未能成行。12月3日，中国红十字会把吴桐林的护照送回外务部，并称“查本会现在筹画款项稍有头绪，所有各国劝募一节，拟暂从缓办理。合将护照四纸先行缴还贵部查收，即希转达四国驻京使臣验销，并请代为致谢。”（注：外务部档：《外务部为缴还吴桐林往新加坡等处护照事致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咨文》，宣统三年十月十三日（1911年12月3日）。）12月7日，外务部致函四国驻华使臣：“查吴桐林前往贵国属地劝募一事既已从缓，所缴护照应即作废，为此函达贵大臣查照。”（注：外务部档：《外务部为吴桐林暂缓往南洋募捐并缴销护照事致英美等大使函》，宣统三年十月十七日（1911年12月7日）。）
        为什么清明政府在1911年还要派吴桐林到东南亚去？吴桐林是什么人？原来他早就是两广总督派赴南洋的保商委员，多次在东南亚各地活动，“创兴孔教”，得到清廷的赏识。1903年6月16日，署两广总督为派赴南洋各埠候选同知吴桐林以知府选用事给外务部的咨文中曾说过：“粤省出洋华商侨寓南洋新加坡等埠者实繁有徒，类多身家殷实，慷慨好义，惟寄居外洋既久，于中国情事转多隔阂。近年孙、康等逆窜匿海外，及内地奸民犯法远遁者利其财力，往往播煽谣言，与之结纳，引为党类。各华商远在异国，耳目难周，域于见闻，不免为所诱惑。”1901年，吴桐林受两广总督差委，“自备资斧，远涉重洋，遍历南洋各埠，向各华商剀切劝谕，反复开导，晓以大义，并联络各商在新加坡、吉陇等埠创兴孔教，以正人心，一时因而改悔去逆效顺者甚众。”（注：外务部档：《署两广总督奏为派赴南洋各埠候选同知吴桐林以知府选用事给外务部的咨呈》，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1903年6月16日）。）看看吴桐林的经历，我们不难理解，武昌起义之后清廷仍寻找借口，把他派到南洋去的真正用意了。